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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作品的内容和题目都是预先定好了的，再根据题目进行构思创作，这叫定向创作，可以说大部分作品都是这种情况。比如说前几年，文化部和财政部推出的国家近现代一百幅重大题材的美术作品，包括油画、国画、雕塑，规定好了内容和题目让作者自己选择创作。再如我先前创作的《领袖与将帅》，《十六位国画大家》，《诸子百家》等，都是先确定了内容和题材，然后按要求进行创作。但也有一种情况并没有明确的创作目标，是因为好奇和在探索创新中而逐渐发展成有主题性的作品，我所创作的《一张即将复原的罗汉图》就是这种情况。

创作这件作品的起因，是因为我平时在纸上画了些罗汉的变形形象，夸张的力度很大，觉得很有意思,如（图一），心想把他画在瓶子上也应该很好。当时考虑，如果画一圈，虽然形象夸张，但构图平淡。所以我试图用不规则的型块，有大有小，有梳有密来摆放，再在型块上画上罗汉像，效果很好。我在画的过程中逐渐意识到，这样画虽然新鲜，但有何意义呢？这只能算是一副变形的罗汉图。我突然想到，这些不规则的型块假设是被撕毁的一张画，而且又能够连接起来，拼接成一幅完整的画面，效果就会更好了。可是这幅被撕毁的罗汉图又意味着什么呢？所以我想到了佛教在历史上是否曾经经历过被破坏和摧毁，就像被撕毁的这幅罗汉图一样，我认为肯定有。但此时我对佛教的历史知道的不多，虽然也创作过关于十八罗汉题材的作品，但触及不到整个佛教历史。我在创作过程中有一个学生来玩，看到我的构图感到很新鲜，我对他说了我的创意和困惑，他跟我讲到，历史上有过“三武灭佛”，那次的灭佛行动太严重，应该有记载。他的提示令我兴奋不已，我立刻在电脑上查到了有关灭佛的历史根据。并找到了详细的“三武一宗”灭佛的介绍，使我有了创作的根据加创作的动力和信心。

所谓“三武灭佛”，是指北魏太武帝灭佛，北周武帝灭佛，唐武宗灭佛这三次事件的合称。他们的谥号和庙号都带有武字，再加上后来周世宗的灭佛，合称为“三武一宗”灭佛。他们灭佛的理由和背景虽有特殊性也有共同点。比如有些帝王本身不喜欢佛教，或是听了别人的危言，或是因为国力薄弱，兵源稀少，佛门势大，影响了国家的安全等原因，便采取了灭佛运动。如北魏为了巩固中原地位，以全民为兵。那时候，由于佛门历来可以免除赋税，徭役，所以魏武帝下诏，凡是五十岁以下的佛门僧侣一律还俗服兵役。再加上在宰相崔浩的劝谏下，排斥佛教逐渐发展成了灭佛行动。周武帝灭佛是因为那时佛教盛行，佛寺众多，阻碍了经济农业的发展。佛教不纳税，不参军，佛寺占地太多，经常与官府争地，导致国家经济一落千丈。周武帝下令断佛道二教，经像悉毁，罢佛门道士，并令还俗，三宝福财散给天下。寺院塔庙赐给王公，展开了一场大规模的反佛道行动。这次灭佛毁寺四万，强迫三百万僧尼还俗，加强了兵源和国家的财力。唐武宗灭佛的主要原因是，佛教势力非常强大，佛教寺院的规模比皇宫还要大，十方天下财，而佛有七八。寺院不纳税，对国家财务是一个重大的损失。另一原因是唐武宗本人信道恶佛。几次灭佛运动都是把佛像推倒，寺庙摧毁，僧侣还俗，严禁一切佛事活动。

佛教在历史上遭遇数次毁灭性的打击，正是我创作这件作品所需要的依据，我把这种遭遇比喻成这幅被撕毁的罗汉图画面。而中华人名共和国成立后，提倡宗教信仰自由，特别近30年来佛教活动频繁，信仰者和参拜佛堂者络绎不绝。每年的节假日，全国各地的旅游景点寺庙人山人海，尤其是习近平总书记接见佛界的领导者后，更进一步体现了重现、推动了佛事活动。事实告诉人们，只要在国家法规范围内发展佛教活动，规劝教诲人们，扬善惩恶，大家做善事、做好事，对维护社会稳定是有好处的，有利于社会的发展，也说明佛教活动也正处在我国有史以来的最好时期。所以我以《一张即将复原的罗汉图》作为画名，点出了这件作品的重大意义，就是把历史上“撕毁”的罗汉图，今天再把它复原起来。本来是一幅很平常的罗汉画图，经这样处理，变成了有灵魂、有血肉、有深度、有时代性的，宣传佛教的有意义的作品。

从形式、内容、构图上解决了后，然后就是如何绘制和表现了。最初是想用刻瓷处理，但感觉表现力度不如彩绘。彩绘可以在层次关系，设色上表现的更加灵活、充实。关于罗汉的形象是用夸张手法，只有夸张才能强调它们的个性，神态的趣味。因我曾在纸上研究过较长时间，对形象的处理不是难题。这件作品多以头像为主，对部分罗汉，特别是前边的几个罗汉要画出身体的动势，这对我来说是很容易的事。问题是，这是一幅撕毁了的画，要考虑到断开肢体的画面的连接关系，块与块之间有间隔，还要错位，甚至散落在别的地方，这就要靠自己的把握能力了。如果是一幅实际撕毁的画，那还好处理，可这是假设的一幅画，又要避免头部被分在两处，因此要靠感觉、判断、推算来完成。再在画面上制造出纸张被撕断的边缘，陈旧纸的感觉，营造出纸边卷起的感觉，尽量强调是幅真实画。艺术只能表现相对的真实，还要合理。

我用带胶的陶瓷颜料来画，尽量画的充分、有厚度。要画出明暗，但不是自然的明暗，用明暗来强调结构和形体，也要用明暗来衬托形体，还要用明暗来制造出“旧”的式样。比如纸上的孔和卷起的边角，我用赭石色加点黑色，渲染出陈旧纸张的感觉。尽管这件作品还存在某些不足，但在展览会上还是得到了大家的肯定和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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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年，我从景德镇买了两个大瓶子，瓶高六十厘米，直径约四十五厘米，呈浅青绿色，和淄博产的鲁青瓷很像，挺大气的。用这个瓶子搞什么内容好呢？内容过简单了是不合适。想到我曾创作过《诸子百家》，也曾刻制过《中华历史上的十四圣人》，孔子与七十二贤还从未搞过，也未见他人用刻瓷表现过，我认为这是个非常好的题材，所以决定创作刻制《孔子与七十二贤》，人物多，场面大，在这个瓶子上创作最为合适。

孔子这个人物，大家都很熟悉。他是春秋战国时期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圣人。我要创作的不是孔子一个造型，而是要把孔子一生中的几个重要时期，重要作为分别画在瓶子的四个面上，然后在孔子的后面画上七十二贤。这样的话，首先就要对孔子的一生进行全的了解。

孔子一生很坎坷，他三岁时父亲去世，家境贫困。在母亲的教导下虚心向学，三十岁时就成为了各诸侯国中学识最渊博的人。在仕途受挫后，中年开始设馆授传，从事教育活动，打破了贵族对教育的垄断，把文化教育推向民间。 他在五十岁前后从政，曾任鲁国中都宰、司寇、摄相事（代理鲁相），政绩卓著。后辞职周游列国十四年，历尽艰险，足迹遍布魏、曹、宋、陈、蔡、楚等国，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寻求实现自己理想的机会，但又处处碰壁。他的政治主张始终没有被各国执政者采纳。晚年返回鲁国后，潜心整理古代的典籍，删诗书、订礼乐、修春秋、赞周易。

我把孔子一生概括为四个部分，第一是行礼。孔子一生都在倡导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恢复周礼，为此他曾几次向老子请教周礼。他所提出的仁、义、礼，后经人完善为仁、义、礼、智、信，至今仍是用来教育人的标准。第二部分是执教。他三十多岁就博学多才，成为当地有名的学者，并在阙里收徒授业，开创私人办学的先河，一生培养弟子三千余人，身通六艺者七十二人，并在教学实践中总结出一套教育理论。如因材施教、学思并重、举一反三、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等。他创行有教无类的方针，满足了平民入学的教育愿望。第三部分是周游。孔子当时对鲁定公整日迷于色酒中非常不满，便辞官周游列国，这是他一生中遭受挫折，历尽艰辛的十四年。他的政治主张不被采纳，政治愿望不能实现，遭人歧视，生活极为困苦。但他始终保持乐观，沿途收徒施教，与学生共患难，终于在他六十八岁那年，他的弟子冉有在鲁国干出了政绩，赢得了季康子的赏识。在冉有的建议下，季康子派出特使将孔子从魏国迎回，终于演完了周游列国的悲壮一幕。第四部分是著书。孔子回到鲁国，鲁哀公继位，但对孔子不以重用，只是尊为国老，封爵厚祿，冠冕堂皇的把他养着。孔子开始潜下心来，整理古代的典籍。编诗书、订礼乐、修春秋、赞周易。

孔子的主要著作有《诗》、《书》、《礼》、《易》、《乐》、《春秋》等。我对这四部分尽量的创作出能体现特点的动态和形象，使人能感觉到这是在做什么。比如孔子行礼，（图2）画的是他弯腰施礼。孔子行教，（图3）画的是他拿着书在讲解。孔子周游列国，（图四）画的是他手拄拐棍，边走边在收徒。孔子著书，（图五）画的是他手执毛笔的样子。对人物我力图夸张，强调动势，增其感染力。

孔子的身后是七十二贤。孔子弟子有三千，精通六艺有七十二位贤人，其中有十位杰出弟子，又称孔门十哲。这十哲分别是在德行方面出众的颜回、闵损、冉耕、冉雍。在政治方面出众的有冉求、仲由。在语方面出众的有宰弓、端木赐。在学方面出众的有言偃、卜商。我把这十位成就大的贤人安排在七十二贤的前面，并根据其特点分布在行礼、执教、周游、著书的之间。七十二贤大部分是用头部形象来表现，而这十哲基本画的是全身。这七十二贤全部是用线来刻制的，与孔子的块面、粗线处理，有明显的对比。

这件刻瓷作品最大特点是，构图上把孔子的四个时期画在了瓶子的四个面上。形式上大块的黑色的面与大面积的线组成的灰色形成对比。手法上是用明暗对比来刻画孔子，把国画的大写意和明暗用在上面。但这里的明暗处理既不是西画中的素描关系，更不是生活中的明暗关系的再现，是用大写意的黑墨对所谓暗部的渲染，并且渲染的有变化，不严格的按结构和自然的明暗来处理，让人感到生动自然。这也是我在画国画时探索的表现方法，（图6）又运用到了刻瓷中。可见，刻瓷与国画或是其他画种都能结合在一起和相互借鉴。

阎先公又名阎先恭

中国陶瓷艺术大师，中国美协会员，中国知识产权文化大师;中国壁画学会会员，中国刻瓷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山东省工艺美术大师，山东画院高级画师,山东省陶瓷艺术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原淄川区美协主席、淄川文化馆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