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彩琉璃

琉璃是淄博最具特色的历史名片，博山是从古至今远近闻名的琉璃产地。琉璃像一股凝固千年历史的液体，更像一束七彩的光。随着人类文明的演进，在历史的浩渺烟波中，它穿越时空，点化灵感，演绎出人世间的千古传奇。博山琉璃因中国而发展，中国的琉璃艺术因博山琉璃而增辉。“淄博琉璃•明清官炉”，在历届陶博会上，博山琉璃更是大放异彩。它不仅以自己美到极致的身影散发出内外明澈的巨大魅力，还向世人诉说了博山琉璃在古往今来的传承中的坎坷艰辛和时代佳话。

历史的传承

中华文明以时间延续最长、硕果最为丰富而令世界称奇，它是在自己的民族土壤中产生发展起来的，特色鲜明、历史悠久。琉璃是这个文明园地里一朵盛开的奇葩，它在祖国文明艺术的摇篮里发育，在海外文化的熏陶下成熟。在中国古老的西周就出现了它的身影，几千年来它像一条五色的长河，流过了漫长的岁月，给大地留下了文明演进的斑斓。今天的它，仍然无时不在地向世界展示着美丽的风采。

中国的历史是在血腥与惨烈、休闲与优雅中走过的，一片透明的琉璃折射的正是淄博人民勤奋和智慧的身影及中国历史的空幽灵动之光。正是春秋战国的清高涵养、汉代的开放浪漫、魏晋南北朝的激情盛放、大唐的闳放诗情、宋代的品味典雅、元代的尚武驰骋、明代的饮酒品茗、清代的华美之风孕育和催生了琉璃的问世和发展。

在春秋战国时代，拥有着一种华丽、高尚、细腻雅致的精神气质，在这个时代一首诗可能化解一次政治危机，一个信物可以托付整个家族乃至国家的命运。他们追求的是一种至高无上的荣誉和道义，生死和钱财都完全可以抛开。春秋时的宋襄公，在短兵相接之时，要等实力远在自己之上的敌国列好阵形，而不愿乘人之危。战国四公子倡导侠客之风，兄弟意蕴，广招门客，礼贤下士，为的是挽救国家的危亡。这种义气的情怀，在今天仍然有很多的人在效仿。

正是经过西周孕育落地之后，在春秋这样一种清高、华美、崇尚侠义之风的培育中，终究要作为一种高档艺术品的琉璃以崭新却又粗砺的形象面世了。早期的琉璃工艺非常原始，配方主要是含铅的钡玻璃，外观几乎与石头没有差别，器型大小不一、既不规整，也没有装饰。春秋中期以后，七种颜色的琉璃就已经可以炼制了。制作工艺主要是模制、堆贴和镶嵌，除了琉璃珠、琉璃管一些小件饰品。其中有一种琉璃珠是先制好有图案的料棒，再将料棒的横切面嵌入未冷却的琉璃珠上融入其中，由于它有点像蜻蜓的眼睛，所以人们都叫它蜻蜓眼琉璃珠。这种蜻蜓眼琉璃珠有很多的家庭成员，其中有方形的蜻蜓眼珠，带突眼的琉璃管还有陶胎的蜻蜓眼。这种蜻蜓眼琉璃珠对博山有着特殊的意义，它引领了博山琉璃的一片清风，博山琉璃艺术品中引以为豪的普云珠和风眼珠就是由它而来。

战国时期应该浓墨重彩的一笔，就是在齐国兴起的组佩之风。由于齐国的新贵们信奉的是姜子牙的务实方略，他们已经不把繁琐的宗周礼仪视为圭臬，用大量的水晶、白色玛瑙和琉璃取代了宗周的传统玉佩、红色玛瑙的佩饰组合。在当时已经能够采用模铸的方法制作仿玉的琉璃壁和琉璃剑饰。琉璃制品上也开始出现纹饰，主要有谷粒纹、柿蒂纹、云纹、蟠龙纹样以及琉璃印章上的汉字，这些纹样和字体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当时的铸、缠、嵌、磨的方法已开始并用，逐步成熟，与前相比，琉璃有了更艳丽的颜色和更细密的光洁。

齐国的君相们还有一种士大夫精神的信仰。为了实现这种信仰，他们花大量的时间去精通六艺。用礼、乐提升他们的人文气质，用射、御强健他们的精力和体魄，用书、数去训练他们的逻辑推理能力。他们制定了在国内皆属于独创的政策，大兴晒盐冶铜、兴铁，使齐地成为诸强之首，青铜冶炼也成为最发达的行业。当在鲁国的孔子声称“仲尼之门，五尺童子羞称五霸”时，齐国已经以强国的姿态雄据东方。青铜的冶炼是传承了一种商周之风，在铁器、瓷器还没有发明使用之前，青铜器就像一面镜子，见证了从上周到春秋战国时代，中国社会上层阶级最崇尚的一种精神面貌。在那一个重视祭祀的时代，青铜器神秘的宗教气氛充满于器物的纹样。狰狞的饕餮纹、夔纹、龙凤纹是当时纹饰的主角。这是华夏美学里最具原始宗教性质的“狞厉之美”。直到今天，人们还能从四羊方尊、人面方鼎、虎食人卣这些出土的青铜器中，被某种神秘而威严所带来的宗教情结和内在的扩张心态所深深震撼。青铜器的冶炼带动了各行业的发展之风。博山琉璃的烧造正是在齐地这个青铜冶炼的发达地区派生出来的，博山西城的琉璃烧造街道称之为“西冶街”。这个“冶”字，就是对博山早期的琉璃冶炼和制作之地的最好的见证。

古琉璃珠

琉璃球

在汉代史书的字里行间里，从精美绝伦的漆器和帛画中，既能清晰地感觉到汉代的一种大气，也能真切地体会到它所升成的一种无边的情怀。大气和无边是汉王朝对驰骋天下的秦帝国的继承，是对儒家教义中质朴刚毅的深刻诠释，又是威震四方的国家子民自豪感的体现，有人曾为它涂上传古至今的神秘，这种神秘的色彩最终演绎成一种天地间的绚烂。一个强大而自信的民族充盈生命力的体现就是它自身的大气和对外的无边，它既能在空间里有回旋的余地，也能在自身的大气之中展示自己的拙朴和飘逸。

汉代的男人不似以往深邃执拗的先秦贤达，也不像恬淡洒脱的魏晋名士，他们勇往直前，有力挽狂澜的勇气和势能，如同粗犷洗练的石雕画像，建功立业，果敢无畏。汉代的女人，有一种委婉中的自信和坚贞中的温柔，似未央宫殿之上流转生韵的乘云绣纹，影响至今。董君贵宠说的是馆陶公主的开放，当垆沽酒讲的是卓文君的自由，班婕妤的新裁团扇和孟光的举案齐眉则是说明了她们的悱恻和贤惠。

汉代的女人，关注细节、精致入微。他们注重朱唇、眉形和发式、步姿乃至环佩和头饰随身体移动所发出的音律。她们行走的步姿也会随着由头饰而产生的韵律缓缓起伏，成为青石板街上的靓丽风景。她们的服饰也极为华美，经过了精良的裁剪，绣有绝美的花纹，拥有丝绸蝉翼般的飘逸柔顺。正是由于感性的汉代和可爱的汉代女人，汉代琉璃出现了很多新的品种，琉璃耳坠、琉璃带钩、琉璃琀从此与女人的生活结下不解之缘，从古至今始终不离不弃。

从西汉开始，琉璃被用来制作日用品，出现了琉璃容器。从此以后作为艺术品和生活用品成为琉璃器的主流走向，它的质地和色泽逐渐得到了人们的认可，并在社会生产生活中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当时琉璃产地主要有以铅钡材质为主的中原地区、河西走廊地区和以钾硅材质为主的岭南地区。西域丝绸之路的开通为中西琉璃文化的融合创造了条件，为国内琉璃的需求拓宽了来源。张骞出使西域，在给汉朝带来异域文化的同时，西域的琉璃器皿也进入了中国。此时，虽然国内能制造少量的琉璃，但由于工艺的不纯熟，大部分的琉璃制品仍然通过西方的车轮滚滚而来，可见，伴随着血雨腥风的丝绸之路不仅仅是一条为西方送去丝绸的贸易之路，同时也是一条源源不断输入中国的琉璃之路。在进口西域琉璃的同时，汉代中国的本土琉璃的名称也就成为一种俗称，一直沿用下来。

红公鸡皂盒

冒绿琉璃果盘

曾有一位美学家和哲学家讲到，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然而却是一个在精神上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时代，因此也就是一个让自由精神牧游的时代，一个被心灵和智慧彻底征服的时代。这个时代独特的精神气质是一种把个性主义和自然主义发挥到极致的美感，就像一缕和畅的惠风，吹醒了人们对自我个性和精神价值的重新认知。魏晋人在那个时代里，对生命有着更敏感而细腻的情怀。它虽然是悠悠的玄想，淡淡的风流，却有着直指人心的力量。他们认为社会的动荡起伏虽然重要，但毕竟不是自己能说了算的，最伤感的莫过于似水年华的流逝和旦夕祸福的无常。

魏晋之风，吹起了琉璃之花的随风绽放。在汉代通西域之后，各种异国产品经丝绸之路纷至而来。对魏晋人来说，这种像水一样清亮、像冰一样晶莹的制品，绝对是非常神奇的。他们发现，在琉璃晶莹五彩的外表之外，还蕴藏着一种更高境界的美，如同药玉般的素净自然，风流别致，沁漫着种种参不尽、辩不明的智慧。它简约玄淡，超然绝俗，可以抚慰人心的冷漠，开启感怀的胸襟。有一位晋人就夸赞这些万里远来的琉璃器是“凝霜不足方其洁，澄水不能喻其清”。另外，外来琉璃器还拥有着异域风格的造型，晋人傅咸在谈到自家的一件琉璃卮时，就提到是“逞异域之殊形”。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新疆出土了一件隋代单足琉璃杯，杯身上采用萨珊琉璃器的典型装饰手法，无论从造型到纹饰都呈现出异域的特色。记得九五年去美国时，在它的一个城市博物馆里，曾看到一幅据说是北齐时期的作品，这幅图中所描绘的是在南北朝时期士大夫们的一种生活场景。其中还具体形象地表现了南北朝贵族在生活中使用进口琉璃酒杯的情形。散发裸身狂饮的士大夫们所用的酒杯，恰恰是无把手，造型很接近新疆出土的隋代单足琉璃杯的样式。由此可以想象，士大夫们当年聚餐的席面是多么的奢华排场，精美的肴馔都盛在异国造型的透明盘里，色状诱人。一个个弃经典而尚老庄、蔑礼法而崇放达的名士们，手里拿着进口的琉璃杯，东倒西歪，肆意酣畅。

如果说魏晋之风吹起了琉璃之花的绽放，那么大唐的华丽丰满则使这朵卓立盛开的花更加芬芳。唐代摆脱了神的束缚，它让人们回到了现实生活中，去直面生机勃勃的自然，并用整个身心去拥抱生活、赞美生活。昔日的大唐给我们今天留下的依旧是难得的自信、华贵和芬芳。繁荣是大唐的面貌，闳放是它的姿态，它让唐人学会了开放、进取和宽容，它培养了人们活泼开朗、豪爽自信、宽容闳放的性格和自由舒展、兼容并包的精神。繁荣闳放让唐代拥有了傲视世界的气概，开放包容使它有了引领时代潮流的资本。大唐的长安，是当时世界瞩目的中心舞台，各个国家的经济文化在这里有了百花齐放的空间，尤其是这一时期有更多的琉璃和技艺涌向了中国。

帽筒雕刻龙凤呈祥

有着悠久的琉璃制造传统的西亚地区，在琉璃这一领域取得了很多新的建树，色彩多种多样、光泽鲜艳莹润。据《汉书》记载，大秦国已经有十种颜色的琉璃。可以想象，来自东罗马的色彩丰富的琉璃制品，最初出现在富足的唐人面前的时候，会让他们多么的具有新鲜感，他们会从心底里发出对这些奇珍异宝的惊叹，引发对生活的一种缺憾进而美好的感悟。彩色琉璃，在古文献中更多地是被称为“五色琉璃”。彩色琉璃在唐代的多元文化中已初显它的绝代风华。那时，鸟纹、连珠纹是唐代服装中常用的花纹，马球成为贵族最喜爱的运动，宫廷乐团里满是龟兹人，胡旋舞从西域流传到敦煌，再从敦煌飘舞到长安。彩色琉璃是高官商贾们竞相收藏的珍爱之物，也是大家闺秀们喜爱招摇的配饰。她们已不满足于一套随身的首饰，就如同她们在不同场合所更换的服饰一样，不同的服装配以不同的琉璃饰品已经习以为常了。

唐代开阔恢宏而华丽丰满，宋代严谨含蓄而幽雅清瘦。宋代的美学是理韵之美，它是一种智慧和理性的美，更是一种深层的情感追求。在开明而自信的国度里，唐代的艺术家把眼光投向更多的是吸收外面大千世界的终极绚烂，他们怀着对外来文化的热情和对生活的激情，海纳百川、兼容并蓄。而宋代的艺术家则把更多的目光投向了对自身心灵精深华妙的观照。在对外来文化的吸收上，他们理性多于浪漫，能理性地比较外来文化的优劣以及国内文化的沉浮，以外促内，以内发为本。

灯工 五谷丰登

灯工 清香茉莉

灯工 田园风光

灯工 喜鹊

宋代的琉璃制品，始终存在着本土琉璃与外来琉璃的异同。进口琉璃器，仍然是国内上层社会收藏的一种奢侈品。本土琉璃就不同了，它虽然有一定的繁养基础，在日常生活中也得到了多数国人的认可，但在整体上却难以与西亚比肩。南宋时期，随着琉璃制品工艺的发展，宋代琉璃的制造工艺已为天下人所知，琉璃的艺术品也尽为天下人所藏，它已从高官富豪处波及到寻常百姓家。也正是在这时，人们逐渐看到了进口的琉璃与本土琉璃的不同。进口的琉璃通体透明，晶莹纯洁，而本土的琉璃虽然在经受着异域之风的吹拂，却依然在仿玉的小路上款款而行，并被冠以“药玉”的美称。

琉璃紫韵系列

山西在当时是宋代重要的琉璃产地，从唐代开始，它既打造着国内土生土长的琉璃制品，也承接着随异域而来的琉璃之风。有人说，博山的琉璃冶炼是在姚家峪，从原料、技色与山西有很多的相似之处，时至今日仍有博山琉璃是从山西传入的说法。

元代属于蒙古贵族们狩猎击球、觥筹交错的金银器时代。但就整个时代而言，由于对汉文化的兴趣，它在中国艺术史上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也正是由于不同民族统治的关系，使很多心存治国平天下的贤者雅士们，只能用寄情诗画、隐逸林泉的生活趣味去满足他们的整个心灵。中国艺术自此完全走入了平淡疏远的水墨空间，它在这个特殊的年代里，有了更为丰富的内容，在细致中掺加了粗犷，在文韵中导入了侠风。

当然，男人们健硕的体格和豪饮的琉璃杯以及女人们刚毅的性格乃至美丽的琉璃饰品，使得琉璃在元代也得到了有力的传承。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在博山大街改建百货楼的工地上，发现了一处古琉璃作坊遗址。其中有大型炉遗址一处，小型炉遗址二十余处。这些炉与炉之间有序排列异常壮观，就像接受皇上检阅的列队一样。这样密集的炉群，即使在近现代的琉璃作坊中也难得一见。与此同时，还出现了大量的燃料、原料、坩埚、工具和琉璃制品，其中令人称奇的是在遗址中，还看到一种叫瑶珠的特殊琉璃饰品，这种在少数民族衣帽上的饰品说明当时的我国西南已经与博山琉璃有了紧密的联系。专家根据现场的地层状况和伴出的“洪武通宝”以及元代瓷器的窖藏推断，这个古琉璃作坊遗址的年代应属于元末。这说明自元以前，博山的琉璃就已经有了几代的积累，到元代时博山的琉璃生产已经达到了相当的规模。当然，遗址是断代的依据，那些更多的尚未被发现，包括在高楼大厦下面也许永远不会被发现的遗址，也在无奈无声地诉说着博山琉璃的历史。

琉璃摆件

亮红琉璃瓶

博山是一个多山有水的地方，东、南、西三面都有山丘环绕。山丘之下，埋藏着包括煤炭、长石等陶瓷琉璃生产所用的燃料和原料。我曾多次看到过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王孝诚的介绍，博山琉璃的出现得益于陶瓷的制作。我国秦汉以前的琉璃制品均属铅钡琉璃，铅钡琉璃以铅钡为主要原料，它属于能应合青铜冶炼的质地，价格昂贵，一直属于上层人士使用的物品。由于博山自宋代以来陶瓷的冶炼很发达，陶瓷釉色也比较成熟。烧制陶瓷的釉料在高温中下流在足底出现釉滴，这种透明半透明的釉滴被细心的制陶人发现，开始想方设法利用陶瓷釉的原料取代昂贵的以铅钡为原料的琉璃，这样就造出了价格低廉、品种繁多、普及于大众的钾钠琉璃。新的琉璃材质的发现，推进了琉璃行业的发展，同时也使得琉璃在博山常盛不衰成为必然。每逢看到这段佳话的时候，一种对博山人的敬重和羡慕之情油然而生，如果没有铅钡琉璃的冶炼技术和对琉璃的深刻认识就不可能发现釉滴，更不可能让它成为烧造琉璃的原料，是博山这片土地上的祖先们用他们充满智慧的想象和灵巧的双手，开辟了中国琉璃的一个新的里程。

明代是一个含蓄大方、怡情养性的时代，文人之风和休闲的节奏在当时达到了极致。因此，言谈举止要有文人表现，出门在外讲究悦众大方，居住环境必须赏心悦目，室内家具还要简约明快。在这个别致的时代里，他们热衷于生活的细微之处的情趣。各种花格纹的窗子外可见的风景，书房里插花的花瓶的款式，杯中泡的是剑南的玉叶长春、也可能是西湖的龙井。说到龙井，会让人想起那些漫步于西子湖畔的女子，玉洁冰清、逸俊高雅，与她们相识你会知道明前、谷前的不同和龙井的嫩绿清香，你会了解茶为什么会与我们的人生终生相伴，你会想到品茗挥洒的雅兴清福和温芳清幽的愉悦田园。当然茶壶也很重要，除了博山生产的雨点和兔毫，乳白的定窑和色如晚霞的钧窑也是品茶时常用的茶具。如果在茶室里再挂上有古逸淡韵的倪云林的山水和唐伯虎的美人图，那就会显得格外香艳异常，令人难忘。

明代的琉璃在中外交流史上经历了历史性的变化。由于世界格局的变革，欧洲人成了海上的霸主，他们把海洋拥为己有、纵横天下。其中东方航线的开辟，使得中国有了新的贸易对象。从十六世纪起，欧洲所生产的琉璃器开始进入中国。这是因为，在十五世纪拜占庭帝国最终覆亡，促使西亚地区的一部分工匠逃到了意大利的威尼斯，他们把古老的琉璃制造技艺也一同携去，使琉璃业首先在威尼斯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时至今日，意大利的琉璃仍然是他们向世人炫耀的闪亮资本。随后，威尼斯匠人随着人员的流动，把琉璃的工艺带到了欧洲各地，使晶莹琉璃在欧洲遍地开花。明代人所看到的，正是经欧洲人新发展革新了的琉璃制品，这些质量优良的琉璃新品种一经面世，立刻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兴趣，尤为上层富贵人家欢呼雀跃，争相收藏。大概是从那时起，新颖的欧洲琉璃，被冠以了“玻璃”的称呼，而“琉璃”，则主要局限于指称传统工艺制作的土产玻璃制品。

西方琉璃制品的进入，对国内琉璃的生产形成了一次次海浪般的冲击。几多兴亡，几多兴衰，正是从明代开始，博山几乎成了明王室琉璃的唯一产地，为明王室专门制作青帘等皇室用品。在当时的博山，设立了琉璃炉厂，招收能工巧匠，直接归皇宫造办处管理。到了明万历年间，博山琉璃产业已有相当的规模，窑炉成排，炉工为众，从此承接了中国琉璃的延续、繁衍，担起了代行天下、美及众生的重任。

由琉璃业醮会在城西关外兴建的炉神庙，同样反映了博山在明万历年间车水马龙般的市场繁荣。琉璃已成专市，炉业已形成一种社会力量，它们都需要一个每日供奉和应时飨祭的炼五彩石补天的始祖女娲娘娘，来保佑其滚滚而来的财源和欣欣向荣的琉璃产业。今天的炉神庙仍然有着一种卓尔不群的大气，一条被磨砺的光滑而凹凸不平的青石道缓缓而上。琉璃瓦覆顶，五脊六兽装饰，殿内雕梁画栋，金碧辉煌的绘画清晰可辨。正方形的院落中，铺设在地面上的三角图案的琉璃，色彩斑斓，经年累月，她越发绚丽明澈，光彩可鉴。在它的门前赫然地写着“炉神庙承载着往昔博山琉璃的历史，与琉璃业的荣辱盛衰血脉相连”。

炉神庙

游牧民族的文化与汉文化不同，它们自古推崇绚丽的金银情缘，乃至贵金属般的质感和品位的瓷器、漆器和玉器，家具也是常常配以繁密复杂的花纹装饰。进入十八世纪，清代盛行的繁纹之风与欧洲流行的宫廷风格多有相似之处。我曾去过法国拿破仑的行宫枫丹白露。让我惊奇的是，当穿越欧洲古城堡式的建筑和拱形的大门时，在眼中所看到的是描着绝美的缠枝纹和西洋风景的中国陶瓷。几乎是在同年，在北京故宫里看到的是在雍正朝的黑檀大门上那些精致的类似西方图案的雕琢和纤巧的线条。

在中央美院学习工笔人物画时，导师就常对我们讲，清代的女性，少了一些大唐的雍容与宋代的庄重，却多了几分缠绵悱恻的情致。琉璃的饰物在他们的身上是必不可少的。从胸前的琉璃珠，到头顶的琉璃簪，形成了清代女子的一种特有的清香四溢的婉约气质，幽微寂寞，秀俏面容，蛾眉杏眼，樱唇细鼻。至于身段，那一定要有柔弱轻灵的细腰削肩，成为一种倚风无力、为君可依的姿态，叫人看后能生出一些爱怜之情。

清代的华美之风推动了琉璃艺术的升华，博山琉璃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兴盛。满清入关开始，在汉族中强行推行他们的满族文化和铁蹄征伐。但到了康熙即位以后，按照治国平天下的意志，在包括以后二世的年代里，他们安抚民心，倡导满、汉文化的融合和民族的和谐，出现了历史上有名的“康乾盛世”。随着人们生活水准的不断提升，对生活的需求也日益多样，这给与美化和满足人民生活密切关联的琉璃业的繁荣和发展带来了福音。明清以来，海外贸易不断扩展，欧洲多国都与中国通使经商，琉璃产品在手工工艺品中举足轻重，货物交流也日益增多。人与人心理沟通的增加，货与货交流的增长，使琉璃对各地在产品数量的增长、技术的改进和花色品种的增加上都有了新的渴望。博山作为明、清两代琉璃生产的中心，在产品数量和花色品种上均在国内独领风骚。

琉璃成型现场

当时，博山的琉璃制作技艺与清朝内府琉璃厂有着密切的关系。内府生产出来的产品，一部分用于朝廷，一部分远销海外。当时的套料雕刻鼻烟壶，独具一格，是中国传统雕琢技艺的精华，成为外国大资产者和收藏家重价收购的珍品。内府琉璃厂主要是对部分的套料毛坯雕琢成型的再加工，而大部分套料毛坯则主要送往外地。其中琉璃的配方和套料毛坯的供应就是来自博山。清朝内府的工匠主要是博山的炉工，至于匠作则是那里常来常往的茶客。博山的琉璃匠作，有一部分入垛籍隶属内廷，称为御匠。他们专门为皇宫和上层社会制作青帘、鼻烟壶、屏风和华灯等一些宫内用品。当时他们制作的产品处于国内的巅峰，现在仍有很多传世的精品在国外价值倍增。到了乾隆后期，宫廷主持的琉璃生产逐渐衰落，琉璃生产由京师转向民间。博山琉璃，由于它悠久的历史，雄厚的生产技艺和富藏的原料优势，成为当时全国琉璃生产的重要基地。尤其是在咸丰前后的八十年间，博山琉璃业达到了空前的繁荣，成为博山琉璃发展史上的鼎盛时期。光绪年间，清政府与德国在博山建立了第一家平板玻璃厂，为清王室制造御用平板玻璃。平板玻璃厂的建立对博山乃至中国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它成为这一时期博山琉璃生产发展、繁荣昌盛的标志，既有产量的增加和花色品种的多样，还表现在市场上人来人往的空前兴旺。

当时到博山做琉璃生意的商人越来越多，博山在外地经营的料货庄多达四十余家。这些料货庄，来回奔波于内外之间，他们将博山的琉璃运到了外地，使博山的名字远近闻名，同时又带回了外地的土特产，让博山人享用了外乡的风土人情和地理文化。商业贸易也随之繁荣起来，做生意的客商成群结队，你来我往，马路上人头攒动，南腔北调、语音混杂，在半里多长的西冶街上，就有近三十余家旅馆，终日忙碌，繁忙接客。当时，饭馆酒肆在日夜喧嚣，青楼妓院也随着这一空前兴旺的景象出现了。

言及清代的博山，还必须提及清初大学士孙廷铨。他以当时的颜神镇为对象撰著的《颜山杂记》，记述了当时的地方风物、内容丰富，考据精详。其中的《琉璃志》是研究博山琉璃历史和工艺技术难得的珍贵遗产。由于他学识渊博，为人谨慎，勤黾于事，清正自守，深受朝廷上下的敬重，康熙还给他亲题“为帝者师”的匾额。由于孙廷铨是本地人，又是饱学之士，作为地方重要物产的琉璃，才得以在他的书中作出系统而全面的叙述。从琉璃冶炼、制作工艺、产品特色，以至对地方经济发展的作用都进行了详尽的介绍。孙廷铨之所以能把琉璃业写得如此具体专业，也与他的家族有关。孙廷铨一家世业琉璃，他的父亲孙元昌就是琉璃行中的能工巧匠，孙氏一族，原来就是青帘箕裘，琉璃世家。在清朝初年时，他就能制作套料毛坯，送往京师加工雕刻后，供应大内，并行销远外。同时，琉璃在《颜山杂记》详尽的描写，也说明了当时琉璃在一地所占的分量。在那个时候，写丝绸要说到苏杭，写陶瓷要讲到景德镇，如果要写琉璃，那就非博山的颜神镇莫属了。《颜山杂记》不仅是博山康熙以前琉璃生产的总结，而且也是中国有史以来最早的一部琉璃专著。

我是怀着一种崇敬的心情看了孙廷铨的文言文《颜山杂记》的。相信很多看了这部书的读者都会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感慨。如今在博山，包括我们的淄博，有很多的人都在为出自这里的这部著作而自豪，就是因为有一个在朝廷的博山人孙廷铨，以目疾为由回归故里后用两年的时间完成的。可以想象在那时的博山，肯定有很多的人在当时是有很重要的事要做的，对于孙廷铨和他的著书，在常人的眼里，不过是一个退职的人做了一件养老的事而已。然而多少年过去了，那些一代又一代有用的人所做的有用的事，大部分已经烟消云散，而这位退职的老人的著作却显赫起来。我感动的是，他没有像有些文人墨客那样一叶扁舟，一壶浊酒，独钓一江寒雪，乐享人伦天年，而是满怀一个清静的心境，通过艰辛的跋涉和细致的观察，用一根又一根磨秃的毛笔，给我们留下了淄博乃至祖国的瑰宝，也成为博山这个地区永久的象征和辉煌的记忆。

料器五彩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