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刻瓷和竹雕、牙雕等工艺有许多相通之处，所以有时候一些牙雕和竹雕的高手偶尔也会客串一下，这对白釉刻瓷对碗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这对碗通体白釉，釉质白润细腻，在碗口有一周金色的碗沿，十分耀眼，碗的腹部刻有图案花纹。一只为童子读书图，只见在一座青砖黛瓦的书房里，六个孩童在一张宽大的方几旁席地而坐，青砖上的团花纹座褥看起来十分厚实。他们身着长衫，腰间系带，有人聚精会神地读书，有人却在窃窃私语，憨态可掬。墙外的青草碧绿碧绿的，与窗中的芭蕉叶遥相呼应。碗的另一面刻有“仿新罗山人笔意，述庭姻兄仁大人雅玩，啸仙弟于宗庆刻”，后钤“于”朱文印。另一只为童子游戏图，郊外的草地上，绿柳依依，树旁洞石卷曲，六个儿童一人击鼓，一人敲大锣，一人敲小锣，一人吹笛，一人掌阴阳旗，围绕在中间小童旁边，中间此童是绝对的主角，只见他头束发冠，身着圆领长衫，腰系革带，脚穿皂靴，正在扮演一个戏中的官员，最有趣的是他的双手还举着一个笑口大开的面具。另一面刻有“背临玉台老人本，述庭姻兄仁大人再正，啸仙弟宗庆镌”，后钤“于”朱文印。

从落款可知对碗图案为于啸仙所刻，于氏名宗庆，字硕，一作啸轩，扬州江都人，生卒年不详，清末民初书画家，尤以象牙微刻名世，与我们泰州的沈筱庄齐名。曾游艺于上海、北京、天津等地，有关他的生平记载文献很少提到，仅邓之诚《古董琐记》记载：“今江都于啸轩，于径寸间刻千字，索值至一二百金，东西洋人竞求之。啸轩曾官知县，国变后弃官鬻艺都中。其刻法无所授，以意为之。每字每行第一笔刻成，即不寻行墨，暗中摩挲成之。人竭目力始辨，井然成行，无一败笔，真绝技也。”《新语林》卷七“巧艺”中也云：“于啸仙精雕刻，极鬼斧神工之能事。樊樊山为《红牡丹》诗十首，啸天尽刻于扇骨上，锓竹如纸，使刀如笔。樊山称其技，谓虽卢眉娘之绣黹、武二风子之竹箸莫能尚也。于名未详，江苏江都人。”

这对碗是牙雕大师于啸仙根据名家的画稿镌刻而成，运用了一些牙雕技法，使得整个画面生动传神，特别是儿童的表情天真烂漫，不愧出自名家之手。

陶瓷工艺在清朝乾隆时期达到了顶峰，仿生、镂空等装饰技法各臻其妙，刻瓷是其中一种小众艺术，有人将山水纹饰刻于瓷板上，做成挂屏陈设，图案简单。

随着时间的推移，刻瓷逐渐成熟，艺人以钢凿为笔，在瓷器的白釉素瓷面上根据画好的墨稿錾刻出山水、人物、花鸟、走兽等纹饰，再在刻痕内填上墨汁或颜料，是绘画、金石艺术与瓷艺制品的完美结合。

到了十九世纪初，由于钻石工具的使用，刻瓷中又出现了双勾、刮磨等新的表现手法，更具有“金石味”，颇受文人雅士和达官贵人的青睐与喜爱，在光绪和民国时大为流行，朝廷也十分支持，比如光绪二十八年，顺天府府尹陈璧延请华法开课传授刻瓷技艺，当时学生有30余人，他们中间最有名的要数朱友麟。

朱友麟原来是清宫瓷匠，辛亥革命后转入民间，以刻瓷为业。作品曾于1914年获得日本大正博览会的优胜奖，1915年获得巴拿巴国际博览会的金奖，1920年获加拿大工业博览会一等奖。1933年，国画大师张大千由苏州移居北平，对朱友麟的刻瓷作品一见倾心，遂结为艺坛契友。张大千在瓷件上落笔画稿，朱友麟奏刀刻錾成作品，建国初期，朱友麟的作品被周恩来总理称为国宝，不允许出口。

刻瓷名艺人并不多见，除了朱友麟，其他人名声就小多了，比如扬州的江雨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