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刻瓷的表现形式

艺术的表现形式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进程逐步加以演变而趋于丰富的，其风格、特点也会因时代、民族、流派或个人的喜好不同而格调各具、风尚迥然。目前，刻瓷的表现形式大体可归纳为三类：中国书画艺术的表现形式、西式素描油画的表现形式、与其他陶瓷工艺相结合的表现形式。

1.中国书画艺术的表现形式

刻瓷艺术发展到今天，无论表现形式如何演变前行，唯一不变的是，以中华民族文化内涵为构成要素的中国书画艺术的表现形式始终占据主导地位。

清代和民国初期的刻瓷作品，多以各种器型的素白瓷胎为载体，镌刻题材涉及山水、人物、花鸟、书法等，表现形式均为中国书画艺术形式。镌刻刀法基本采用线刻法，以线的疏密排列组合成画面，填以墨色，形成黑白灰的艺术效果。线条舒展流畅，编排有序，给人以素朴典雅之美。

淄博陶瓷博物馆的陶瓷展品中，有一件落款为篆刻“大清乾隆年制”的清代刻瓷山水大缸，高约47.5cm、口径约52.5cm。画面构图采用通景式，以亭台楼阁为主，衬以湖光山色、林木奇石。八十多位人物穿插安排在楼台、庭院、石桥、水边，饮食、聊天、娱乐、钓鱼、放风筝等，将中国传统绘画中的湖光山色，怡人美景表现得十分到位，从一个侧面再现了当时上流社会人们生活的悠闲与惬意（见图6-1、图6-2）。

图6-1 清代刻瓷山水大缸

图6-2 清代刻瓷山水大缸局部

镌刻采用线刻法，通过用硬质尖刀刻划出的疏密有序线条，排列组合成画面，形成黑白灰的艺术效果。刻工精湛，线条刚劲挺拔，洒脱流畅。特别是对山石、树木的刻制，线线排列密集，是以线组面的典型实例。整个画面虽只有墨色的变化，却将清代刻瓷艺术的繁荣华丽和精巧细致表现得淋漓尽致。

相对而言，民国时期的刻瓷作品，所用瓷胎的质地和规整度相对较差。画面多以民间传说和神话故事为题材。构图形式多将主题布于器型正面，背面落款。艺术风格表现为镌刻的线条潇洒飘逸、简捷明快、疏朗、注重神韵，但相对不足是随意性强，形体结构准确性差。

目前，在淄博刻瓷艺术界，以中国书画的笔情墨趣作为表现形式占据半壁江山。代表作品有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中国陶瓷艺术大师张明文先生的微刻书法《论语》鲁青瓷文具（见图6-3）和《敦煌归真》花瓶（见图6-4）；中国陶瓷艺术大师李梓源先生的《李清照》人物刻盘（见图6-5）和书法鲁青瓷五头文具（见图6-6），都是当今中国书画艺术表现形式的典范之作。

图6-3 微刻书法《论语》 鲁青瓷文具 张明文

图6-4 敦煌归真 刻瓷瓶 张明文

图6-5 李清照 刻瓷盘 李梓源

图6-6 束云作笔海为砚 鲁青瓷刻瓷文具 李梓源

这类艺术形式继承了清代、民国时期刻瓷艺术的精华，注重画面与器型的协调，讲究线的造型能力，侧重墨色的五彩变化。线条刚劲挺拔、墨色酣畅淋漓、书法清秀洒脱、刀法疏密有致，组合得体。同时，在继承传统以线刻为主旋律的基础上，增强了面刻法的运用，特别注重画面的意境传递，这是作者数十年文化修养的沉淀和技艺磨砺的彰显。

山东省陶瓷艺术大师崔思烈先生的《鹤》（见图6-7），中国陶瓷艺术大师吕泉的《天女散花》（见图6-8），淄博陶瓷艺术大师侯刚的刻瓷壁饰《春华秋实》（见图6-9），都是采用了中国书画艺术的表现形式。

图6-7 鹤 刻瓷盘 崔思烈

图6-8 天女散花 刻瓷卷缸 吕泉

图6-9 春华秋实 刻瓷壁饰 侯刚

随着刻瓷艺术的不断发展，传统中国书画艺术的表现形式被不断赋予新的时代内涵而更加活力四射。肌理刻瓷是传统中国书画艺术表现形式发展到今天的又一次亮丽转身，是对传统刻瓷艺术形式的演变与创新。

肌理刻瓷，是指在器皿上根据构图需要掌控颜料的流动、渗化，绘制出画面，利用色料中水的不同饱和度和冲击力，通过流动形成自然的肌理效果。按照需求，采用各种刀法组合镌刻，凸显人为的肌理效果美。如中国陶瓷艺术大师孙兆宝的刻瓷壁画《绿荫》（见图6-10）、《春水流韵》（见图6-11）、笔者的刻瓷壁画《傲雪红梅》（见图6-12）、刻瓷壁画《鹰颂》（见图6-13）。

图6-10绿荫 刻瓷壁画 孙兆宝

图6-11春水流韵 刻瓷壁画 孙兆宝

图6-12 傲雪红梅 120cm×60cm 刻瓷壁画 董善习 2011年

图6-13 鹰颂 60cm×120cm 刻瓷壁画 董善习 2010年

肌理刻瓷为刻瓷艺术注入崭新活力，它那对山水、花卉等题材的独特表现技法，更具张力，更能引发人们的无限想象力，因而深受有关专家的好评与大众喜爱。

2.素描、油画的艺术表现形式

中国书画以线造型、讲究线条的律动性、趣味性，较少受时间、光线等变化因素的影响，侧重意境。而西方绘画是以面造型，更注重具象与写实。素描作为西方绘画的基础，起源于德国的民间木刻版画。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画家马萨丘、达·芬奇、米开朗基罗等在创作中运用了透视学、解剖学和构图学原理，使素描作为西方绘画的一种完美表现形式得以确立。其形式核心是以单色的笔触，表现物象的立体感和空间感。

刻瓷界不少创作人员喜爱这一艺术表现形式，进而移植、创新。以素描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刻瓷艺术品不断涌现，如中国陶瓷艺术大师尹干先生的刻瓷盘《沧桑岁月》（见图6-14）、刻瓷壁画《江南水乡》（见图6-15）；山东省陶瓷艺术大师胡建昌的刻瓷壁饰《陶乡古窑》（见图6-16）、《陶乡古村》（见图6-17）。

图6-14 沧桑岁月 刻瓷盘 尹干

图6-15 江南水乡 刻瓷壁画 尹干

图6-16 陶乡古窑 刻瓷壁饰 胡建昌

图6-17 陶乡古村 刻瓷壁饰 胡建昌

令人感到欣慰的是，由于学院派的加盟，西方抽象画风已悄然进入刻瓷领域，如孙亚飞2014年的毕业创作刻瓷系列，获中央美术学院毕业展评一等奖，并被本院美术馆收藏（见图6-18、图6-19）。

图6-18 刻瓷壁饰系列之孤独症患者3 孙亚飞

图6-19 刻瓷壁饰系列之宠物3 孙亚飞

肖像彩色刻瓷则借鉴了油画的艺术表现形式，用色彩来表现明暗关系。

这类作品主要运用点刻法，特点是具象写实、立体感强，黑、白、灰层次丰富。观之，如一缕清风拂面，使人宁静清心，给刻瓷艺术增添了新的活力。

3.刻瓷与其他陶瓷工艺相结合的表现形式

随着刻瓷艺术水平的不断提高和人们审美需求的多元化，刻瓷与其他陶瓷工艺相结合的表现形式不断被推出，极大地丰富了刻瓷艺术的感染力，促进了刻瓷艺术的蓬勃发展。下面简要介绍几种常见的结合形式：

（1）刻瓷与浮雕工艺的结合

陶瓷产品未经高温烧成之前，先在生坯上用不同泥料浅塑出所要表现题材的形体，待施釉烧成后，再根据设计要求镌刻所需部位。通过两者有机结合，使作品既有浮雕感又有刻瓷味，如山东省陶瓷艺术大师老陶艺家冯乃江先生的刻瓷盘《寒雀图》。由此演变而来的堆釉加刻瓷、喷堆加刻瓷均属此类型（见图6-20）。

图6-20 寒雀图 刻瓷盘 冯乃江

（2）刻瓷与釉彩工艺的结合

在生坯上用各种窑变高温花釉，如兔毫釉、兰钧釉、白花釉，等等，点堆出动物、禽鸟的部分躯体，经高温烧成后，花釉会在产品上形成美丽自然的斑纹釉色。然后，再用刻瓷工艺加工其他部位，形成两种艺术形式的巧妙结合，如中国陶瓷艺术大师罗晓东先生的刻瓷盘《春》（见图6-21）、刻瓷盘《鹰》（见图6-22）。

图6-21 春 刻瓷盘 罗晓东

图6-22 鹰 刻瓷盘 罗晓东

利用色釉、颜料在生坯上流动，形成似水、似云、似山、似坡的艺术效果，高温烧成后加刻点缀局部形象，如冯乃江先生的《千里鸣驼》（见图6-23）。

图6-23 千里鸣驼 刻瓷盘 冯乃江

（3）刻瓷与彩绘工艺的结合

陶瓷彩绘分釉上彩、釉下彩和釉中彩三种形式。先利用彩绘法在生坯或者白瓷上描绘画面的某些部分，经烧成烤花后，再用刻瓷技法加工其他部位，使之组合成完整画面。《事事如意》瓶原绘于景德镇，柿的枝叶用釉下青花料绘出，柿果用了釉里红，但高温烧成后，釉里红成色不理想。为弥补不足，采用刻瓷的镌刻技法将柿果刻出，并赋以红色，形成了青花斗彩的艺术效果，成为笔者对刻瓷与彩绘相结合表现形式的一次尝试（见图6-24）。

图6-24 事事如意 高56cm 青花斗彩刻瓷瓶 董善习 2014年

在《降龙伏虎图》中，人物的线条先用平刀刻出，将陶瓷颜料敷涂到刻过的刀迹里，待颜料干后，再将人物的面部、胸部、手足和衣服按照设计构图需求用彩绘手法渲染着色，然后入窑经800℃的烧烤而成。这是刻瓷艺术与彩绘工艺结合的另一种表现形式（见图6-25）。

图6-25 降龙伏虎图 高40cm 刻瓷烤彩瓶 董善习 2014年

山东省陶瓷艺术大师信德盛的刻瓷瓶《观沧海》，则是利用高温烧制的花釉瓶，加刻人物、衬景，使花釉的自然纹理与人工的雕琢巧妙结合。创作新颖，其韵味有独到之处（见图6-26）。

图6-26 观沧海 刻瓷瓶 信德盛

中国陶瓷艺术大师王一君的刻瓷盘《感物通灵》是利用高温烧成的结晶釉盘，在晶花之间巧妙地加刻了两只黑鹅，组成一幅完整画面。天地之间，晶花似满天飞雪，与静立其中的黑鹅交相呼应，极具动感却又令人倍感在当下难得的寂静之美（见图6-27）。

图6-27 感物通灵 结晶釉刻瓷盘 王一君

（4）色釉产品的分层镌刻法

宝蓝釉、黑釉、枣红釉、棕釉等陶瓷色釉产品，釉层是有色的，但釉内坯体多为白色。利用釉、坯两色，能刻绘出非常漂亮的画面。

画面的暗面通常是利用色釉自身颜色不加镌刻来表现，而灰面、亮面是用釉层上深浅疏密不同的点刻加以表现。高光部位则是通过刻露出来的白色瓷胎加以显示，如山东省陶瓷艺术大师丁邦海的黑釉刻盘《观音菩萨》系列等（见图6-28）。

图6-28 观音菩萨 刻瓷盘 丁邦海

二、刻瓷的艺术风格

“风格”二字寓意的源头，最早出自南齐谢赫《古画品录》中提出的“风骨”“格林”。继后，唐代李嗣同、窦蒙等人的画论中开始多次出现“风格”之词，用它来说明作品的风尚与格调韵味，可见对作品艺术风格的探讨由来已久。

在艺术范畴内，风格是艺术家们在长期的创作实践中，通过作品所表现出来的艺术特色和创作个性。而这些特色和个性的形成，则是由内外多种因素共同作用所致。

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不同文化及民俗等，是风格形成的外部因素，而创作者不同的生活经历，学识修养，认识问题的观点、立场及个人爱好等，则是其创作艺术风格形成的内部因素，它们相互影响，相互作用，风格即成。如外出写生，面对同一片景、同一棵树或同一座山，十个人同时去画它，最终所呈现的画面定是风格迥异各具特色。长此以往，具有一定欣赏水平的观者往往一看作品便知是某某所作，“风格即人”，是对此最好的注释。

在某一艺术范畴内，风格因人或流派而异，在艺术整体的大范畴内亦如此。只不过，此时的个人或流派已变为一门艺术的整体，其整体风格则是对无数个体风格的汇总、整合、概括、抽象。

一种艺术，由于使用的工具、材料、表现手法、表现形式与其他艺术门类不同，就形成了它独有的艺术风格。讲究比例、明暗、透视，色彩丰富，能够充分表现物体的质感是油画的风格。颜色透明、水色交融、淋漓流畅是水彩画的风格。以线造型，以意传神，讲究笔情墨趣是中国画的风格。陶瓷装饰中的釉上彩、釉下彩、粉彩、青花、古彩，等等，都因具有自身的独特性和艺术风格而魅力独具。从某种意义上讲，艺术就是看风格，假设所有的作品都雷同，都一个味道，观一斑而知全貌，那么也就不称其为艺术了。

刻瓷，作为一门后起的陶瓷装饰艺术，能在今天的陶瓷艺术百花苑中拥有自己的一片碧水蓝天，与其他陶瓷装饰艺术并肩前行，必定有它的独到之处。

那么刻瓷的艺术风格是什么呢？笔者总结为笔墨情趣、金石韵味、素朴典雅。

1.笔墨情趣

从物质层面上讲，笔墨是指中国绘画的基本工具和材料，是成就中国绘画的物质基础。从精神层面上讲，笔墨则是中国绘画的唯美审定标准，即用笔的形式与方法，用墨的吸纳与挥洒，通常用“笔墨”二字概括，是创作人员的自身修养、功力、情感、灵感等，借助笔墨相融向外传递的情怀与趣味。它所展示的是个人对笔墨的掌控能力，即用笔用墨的艺术效果。笔法要“平、圆、留、重、变”，圆浑而雄健，顿挫而流畅，粗细、曲直、刚柔、轻重、枯润，千姿百态；墨法要“淡、浓、破、泼、渍、焦、宿”，黑白有致、浓淡相宜，不滞不枯。潇洒风流谓之韵，尽变究奇谓之趣，有韵有趣谓之笔墨。因此，笔墨是决定作品成功与否的重要因素。作为始终以中国书画的艺术表现形式为主流的刻瓷，则是通过笔墨与刀法的组合，彰显了刻瓷与中国绘画似而不同的笔情墨趣。

2.金石韵味

“金石”一词，最早见于《吕氏春秋·求人》：“故功绩铭于金石”。对此高诱注释：“金，钟鼎也；石，丰碑也。”《史记·秦始皇本纪》对此也有记述：“群臣相与诵皇帝功德，刻于金石，以为表经。”后来，统称钟鼎碑刻为金石。金石味则是指镌刻在金属、石料之上书画的韵味，古朴、苍劲、浑厚、凝重。

刻瓷与刻金、刻石同工有异，以刀代笔刻之为同，刻后着色为异。陶瓷表面坚硬如玉，刀落其上会产生瓷崩现象。由于釉层的厚薄、软硬不同，刀迹的深浅粗细也会不同，瓷崩效果亦不同。正是这一斑驳不同的瓷崩缺陷美，成就了刻瓷艺术在质上有别于其他陶瓷装饰风格的金石韵味。同时，刻瓷作品所刻去的部分形成毛面，其面吸收了光线的照射，呈亚光效果，与有光的瓷面形成对比。观之，笔墨呈立体；触之，手感有凸凹，这是刻瓷艺术与其他平面陶瓷装饰艺术相比的又一区别所在。

3.素朴典雅

刻瓷艺术的赋色多以黑色为主，究其原因，一是从它诞生之日起就与中国书画艺术紧密结合。回顾刻瓷历史，清代民国时期的刻瓷作品多以钻石刻刀线刻，无论人物、山水、花鸟都以线的疏密组合而成。与之相适应，也多以黑色为主，形成了“素朴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的典雅艺术风格，成为刻瓷之骨架、之灵魂。二是刻瓷刀法表现的需要。前面提到，从严格意义上讲刻瓷是刀法排列组合的艺术，由于所镌刻瓷器坯体多为白色，只有在刻痕上涂上颜色，才能将刀法完美地展现出来。就色彩学而言，色彩是光线经过反射以不同的波长被人眼接受后产生的感觉。以红色为例，光线照射到物体上，其他波长的光线被吸收，只有红色波长的光线反射出来，被人眼接收，人们就看到了这个物体呈红色。黑色是所有波长的光线被吸收，无一反射，所以呈现黑色。白色有扩张感、前进感；黑色有收缩感、后退感。就艺术效果而言，在刻瓷作品上赋过于艳丽的色彩往往会冲击人的视觉感官，减弱刻瓷作品刀法的呈现力，而黑色更能将刀迹充分展示。因此，以黑为基调的“素朴典雅”成为刻瓷的重要艺术风格之一。

研究分析风格，对刻瓷艺术创作的繁荣和发展能够起到有力的促进作用。从欣赏者角度讲，研究风格特点，增加种类多样性认识，可以克服那种单调的审美疲劳，培养多方面的审美趣味。对创作者来讲，可以帮助认识自己的所长、所短，从而扬长避短，更好地发挥艺术才能，创造出更具风格的艺术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