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聿铭这个名字，似乎是一个超越了时代的存在。与之相联系的那些建筑物——美国国家美术馆东馆40年，卢浮宫“金字塔”30年，苏州博物馆10年，都被时间证明了永恒性，甚至到2012年，还有一座折纸状的圣堂在日本美秀美学院落成。建筑师本人，也因为这些建筑而持久——4月26日，贝聿铭即将100岁。

某种意义上，建筑与我们面对的一些最重要问题息息相关——权力、荣耀、壮观、记忆、身份。一个建筑师是如何通过建筑来回应这些终极问题，并将它们带到永恒的？而超越建筑师身份之外，贝聿铭又是如何见证和参与这一个世纪的历史的？

贝聿铭在卢浮宫金字塔模型前

更让我们感兴趣的，是贝聿铭对东西方文化的跨越。在西方现代性的想像中，世界最基本的秩序表现为两组二元对立：时间秩序上的古代与现代、空间秩序上的东方与西方。作为两种既对立又互补的精神因子，东西方的二元性也蕴含了人类精神终极结合的张力——西方理性的、伦理的、实证的、应用的精神正需要东方倾向于内心生活和直觉思维的精神的补充。

在全球化背景下，我们渴望从民族和国家的藩篱之中挣脱出来，去寻求一种更丰富、更包容的世界性视野。因此，如何跨越东方和西方之间的这道“玻璃门”，更成为人类命运的重要母题。

纵观东西文化交流史，完成这种跨越的人寥若晨星。这其中，贝聿铭是一个难得的样本——他从截然不同的文化土壤中汲取了精华，又游刃有余地在两个世界里穿越。前辈建筑师柯布西耶(Le Corbusier)式的圆形镜框和后面那双神采奕奕的眼睛、永远上扬的嘴角、考究又不至于古板的西装，风度翩翩又有分寸感的态度，都给人一种精妙的平衡感，以至于贝聿铭多年的合作伙伴亨利·考伯(Henry N. Cobb)形容他为“文化意义上的男扮女装者”。某种意义上，贝聿铭是东方和西方、艺术和商业、阴与阳、新与旧等多重矛盾的统一体。

贝聿铭（左）参观苏州园林（摄于上世纪80年代，苏州美术馆 供图）

身为一个华裔美国人，贝聿铭在他的建筑王国里跨文化的成就斐然：包括1964年击败名气大得多的路易﹒康（Louis Kahn），被肯尼迪总统的遗孀杰奎琳选为肯尼迪图书馆的建筑师，此后两人成为至交，因为和肯尼迪同年的贝聿铭看上去是一位贵族，更是一位有改革精神的年轻绅士，正如其亡夫予世人的印象；1978年，几乎是美国最重要的公共文化建筑——国家美术馆东馆建成，贝聿铭以充满激情的几何结构有力驳斥了现代主义运动已经衰落的论调，1983年更被加冕建筑界的最高奖项——普利兹克奖；1980年，法国总统密特朗出人意料地邀请贝聿铭主持卢浮宫扩建工程，他的身份也在一定程度上帮了忙——一方面，他可以带来新世界的灵感和效率，却不会给人招摇过市的美国人的印象；另一方面，他的中国血统仿佛给他注射了预防针，使他得以抵御法国的排外主义。

1964年12月13日，贝聿铭和杰奎琳·肯尼迪出席新闻发布会，宣布肯尼迪图书馆修建基金已达到1000万美元

这个1989年建成的玻璃金字塔在争议声中成为巴黎最新的“纪念碑”，也给贝聿铭笼罩上一层无往不胜的光环；更具跨越意义的是，自1979年中美建交之后，贝聿铭就作为中美关系的桥梁性人物，被屡屡邀请重返中国设计标志性建筑，包括1982年建成的香山饭店、1982年香港中银大厦、1985年北京中银大厦、2006年苏州博物馆新馆，还有2009年华盛顿的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在一定意义上完成了文化寻根和重建；而1996年的日本美秀美术馆，2009年的多哈伊斯兰艺术博物馆，则是在更大跨度上对人类文化精髓的探寻。

苏州博物馆看起来更像一座现代园林（苏州博物馆 供图）

苏州博物馆片石假山（蔡小川 摄）

贝聿铭对文化的跨越当然不只局限在建筑领域。正如尼采所说，“建筑是一种权力的雄辩术”，尽管不愿担任政治角色，但在贝聿铭的一生中，却屡次站在历史事件的台前。最有戏剧性的一幕是1979年邓小平访美的破冰之旅中，在肯尼迪中心的一次招待晚会上，贝聿铭在其中两幕间担任了报幕员；美方还特意安排邓小平在刚建好的国家美术馆东馆发表演讲，该馆的建筑师正是贝聿铭。

而在此之前的一年里，邓小平已经两次邀请贝聿铭来刚刚改革开放的中国，在紫禁城周围留下美国式的现代化印记，而他最终选择了在西北郊的香山建一座低层饭店，并影响了故宫周边的高度限制政策出台。可以说，在贝聿铭身上并存着两个世界，而他也同时被两个世界所需要。

香山饭店是贝聿铭探索中国现代建筑语言的第一次实验（蔡小川 摄）

某种意义上，这出于历史的偶然。如果将贝聿铭的一生分为三个阶段，那么，第一个阶段是1917到1935年，他在中国，而且是一个某种意义上无法再现的传统中国：他出生于1917年的广东，封建帝制刚刚分崩离析，中国正挣扎着要以还在襁褓中摇摇晃晃的现代制度取而代之。贝聿铭的父亲——银行家贝祖诒带着全家从广东到香港，再到上海，既是寻找避风港，也是占领桥头堡，要在这个东西方文化的对撞点上寻找一条现代中国路径。相对于半西方城市的上海，相邻的苏州则是传统的中国城市，中学时期的贝聿铭会在每年暑假去苏州的祖父家，学习一整套儒家礼仪。这个阶段直到1935年，贝聿铭去美国求学，两年后，“七七事变”爆发，中国成为一个回不去的故乡。

贝氏全家福（前排左一是贝聿铭）

第二个阶段在美国，从他1935年去求学，到1978年以个人名义被邀请回国，正值美国现代主义建筑最盛行的时期。他拜在现代主义建筑奠基人之一的格罗皮乌斯（Walter Gropius）门下，又在其漫长的职业生涯中始终如一地捍卫者现代主义，也借此确立声名；第三个阶段从1979年中美建交、中国改革开放至今，贝聿铭游走在中美之间，东方和西方之间，作为寻根者，也作为更广泛意义上的文化跨越者。

可以说，贝聿铭经历了东西两种文化最好的时期，又恰好躲过了它们的灾难期和衰退期，从两个对立又互补的世界中汲取了精华：中国赋予他儒家的洞察力、根深蒂固的平衡感，以及扎根传统的贵族特有的权威感；而另一方面，美国使他能够从过去的历史重荷中解放自己，成为现代主义流派的代言人。

贝聿铭与夫人陆书华

在贝聿铭所见证的这个世纪之初，东方和西方曾爆发过相互交流和碰撞的“火柴热”，这场文化的发酵延续至今，我们每个人都被卷入其中，不仅要拥抱文化和制度那些激动人心的转变和多元化，而且要面对传统的世界观和价值观的空前裂变和崩塌。在这个过程中，什么要抛弃，什么要坚守？如何在全球化环境下建立一种既包容又自我的视野？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也是我们去深入观察贝聿铭的原因。

在这组封面故事中，我们在纽约的贝氏事务所专访了贝聿铭的两个儿子——同样是建筑师的贝建中和贝礼中，听他们讲述了作为建筑师和父亲的贝聿铭；见到了贝聿铭的几位前助手、项目参与者和传记作者，还原了他的成名史、他最重要作品的出炉过程；去上海和苏州寻访了贝聿铭和贝氏家族的生活史，并实体探访了贝聿铭晚年在中国的作品，还原他对中国现代建筑语言的思考和实践；还采访到了包括法国前文化部长雅克﹒朗在内的“大卢浮宫”项目参与者，解密了这一贝聿铭的转折性作品30年来的争议与和解；建筑学者唐克扬贡献了一篇视角独特的评论，关于贝聿铭是如何在“守”与“变”的文化困局里突围的；还有苏州美术馆的“贝聿铭文献展”报道。

贝聿铭的儿子贝礼中（左）和贝建中（于楚众 摄）

让我们以贝聿铭对自身跨越者身份的描述来进入这故事：“如果你对人类情感的历史——那也正是建筑史的本质——进行思考，你会注意到，最为硕果累累的想象力的发展总是在两种或两种以上相互对立的思想或情感方式碰到一起时发生。这些思想或情感方式也许扎根于彼此非常对立的文化土壤中，但如果它们真的能碰到一起……那么，一种出人意料的含义丰富的关系就会出现。由于我生命中的对立面逐渐获得一种互补性，我在这些方面感觉到了发展。与此相比，这些年中我在设计建筑方面取得的进步就不再那么新颖、有用、令人振奋。这好比是播种和收割，季节和情绪的循环，光和洞察力的运动，你种下的东西什么时候可以收获，你永远不会搞得很清楚，收获也许是一次性的，也许是重复进行的。你也许会忘记你种下了某种东西——一种经历、一种观念、与某人的关系或一种哲学、一项传统。然后，突然间它就开花了，而且是由截然不同的环境促成的。这样的开花现象能穿破墙壁，甚至突破整个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