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博山曾经发生过一件轰动全国的考古事件，那就是在博山第一百货大楼基建工地发现的元末明初的琉璃作坊遗址，经专家论证,为国内已发现的最早的古琉璃窑炉遗址。这一事件，甚至惊动了故宫博物院研究琉璃的资深专家杨伯达先生，他亲自前来考察。

该遗址位于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大街北首路西，西距现在博山孝妇河约70米。因地处市中心，不能在较大的范围内进行钻探，再加上当时由于是抢救式发掘，清理的时间和面积都有限，仅限于工程地槽范围内的403平方米。

青龙山鸟瞰博山城（1935年摄）

20世纪初永济桥（七孔桥）

地槽呈南北向，三条纵向的长沟，长42米。东沟宽2.7米、中沟宽4米、西沟宽2.1米。三条纵沟的西端以东西向的横沟项链北端的横沟宽3.5米、南端的横沟宽5.1米，长度都是14.2米。仅一次发掘就发现大型炉1座，大型炉炉体较大，主要是把矿石熔化成玻璃汁以生产玻璃料条。小型炉21座，主要是制作玻璃其成品。发掘玻璃炉炉具有硝罐9件、硝罐盖2件，坩埚2件、模范1件、炉壁砖1块，玻璃原料，大小不一颜色各异玻璃料，丝头，玻璃器有颜色各异的簪子26件、串珠14件、环2件、簪花1件、柱形绞丝饰1件，瓷器有盘3件、盆9件、缸8件、红褐胎黑釉器盖1件、瓶3件、红褐色素胎无釉球1件，罐6件、碗26件、铜钱5枚（分别印有“洪武通宝”、“开元通宝”、“政和通宝”、“至和元宝”、“元□□宝”），此外还有瓷窑窑具匣钵3件、托盘2件。

此外，还出土了一批装在一个瓷缸中的元代龙泉窑和钧窑瓷器等文物，其详细资料曾刊登在1985年第6期《考古》杂志上由淄博市博物馆撰写的《淄博元末明初琉璃作坊遗址》一文，在此不再赘述。

值得一提的是，以上地槽发掘范围距现在的孝妇河，尚有70米，而东、南、北三面距河岸最远的近千米(遗址位置三面环水)。仅一次发掘就发现大型炉1座、小型炉21座，倘若作全面的发掘，当然远非此数，这足可以推断当时颜神镇琉璃业的生产规模。

小炉

大炉（博山玻璃业大炉吹制器皿 20世纪三十年代摄）

博山大街元末明初玻璃作坊遗址，就其生产规模，产品质量、技术水平而言，不是玻璃生产的草创阶段所能具有，在此之前应该有一较长时期的经验积累和技术水平提高的阶段。也就是说，博山玻璃生产的历史比该遗址所反映的年代要早。

这次博山大街元末明初玻璃作坊遗址的发现，为进一步探索博山玻璃生产的历史提供了较详实的考古资料。由于博山琉璃历史悠久，清康熙十九年（公元1681年），朝廷设立皇家琉璃厂(即内务府养心殿造办处琉璃厂)，当时主要的工匠就是从山东博山征招来作工传艺的，甚至连宫中采用的琉璃制品的各种配方也主要采用博山的。而北京琉璃业的发展，北京“三大家”(辛家坯、勒家坯、袁家坯)琉璃套料烟壶的制作，也都是以博山为后盾的。进京服役工匠所用的特殊原材料都需从博山带去。博山琉璃工匠在京服役，把博山传统的琉璃技术带到北京，同时也带回一些新技术。用铁制吹筒吹制琉璃的技术就是乾隆后由清宫玻璃厂传入博山的。博山琉璃中熔炼金红的技术、阴纹刻花技术、套色雕刻技术、最早也源自清宫玻璃厂。通过北京和博山琉璃生产技术的频繁交流，博山琉璃业随之发展迅速。博山琉璃制品的销售范围非常广，特别是到了清代其生产销售可以说达到了鼎盛时期。据清朝康熙初年兵部、吏部、户部尚书、大学士、山东博山人孙廷铨《颜山杂记》记载，颜神镇（博山）琉璃产品的销售在明末清初时，已是“北至燕、南至百粤、东至高丽、西至河外、其行万里”，足可见当时博山琉璃产品的知名度和覆盖面。随之，颜神镇（博山）成为清代玻璃生产的重镇。该镇生产的琉璃产品有各式鼻烟壶、鸡油黄、套色瓶、单色瓶及碗、盘、坛等，另外还有帽顶、珠等。这些产品除极少数作为宫中陈列和归入“百什件”外，绝大多数是供皇帝赏赐和外交馈赠之用。北京故宫博物院馆员张荣，时任保管部工艺组副科长在所著的《掌中珍玩鼻烟壶》一书中写到：“据英国传教士威廉森（R.A，Williamson）在1869年出版的《中国北方的旅行》一书中记载，光绪年间威廉森来到了博山，只见博山上空笼罩在一片烟雾之中，人们都在紧张的为制造玻璃而忙碌着。当时不分老幼，约有十分之七的男女都在从事玻璃制造业，每年向外输出七十多万斤玻璃制品……”。光绪六年（1880年）因写《中国美术史》而闻名的波谢尔，便在北京蒐集（搜集）了一件套料鼻烟壶，他为此兴奋不已，高度赞扬了这一工艺的伟大成绩，他说：“但是，琢碾，尤其套料—不同层次色彩的琢碾，是中国匠师们所创造的最新颖、独特的方法，而且取得了优雅的艺术效果。这些都远远胜过十六世纪欧洲著名的波希米亚的玻璃手工艺匠师们。”这都足以证明了博山琉璃行业当时繁荣昌盛的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