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外交国礼中，我国领导人赠送给外国元首的很多礼品是刻瓷工艺盘。如1979年1月，邓小平同志赠美国国会的刻瓷盘；1979年4月，邓颖超副委员长在朝鲜赠金日成主席两只刻瓷盘；1983年11月，胡耀邦总书记赠日本裕仁天皇、皇后和赠泰国国王、王后的刻瓷盘，以及彭真委员长送朝鲜领导人的刻瓷盘等。这些刻瓷工艺盘是我国外交礼品中的奇葩，它们见证了我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友好关系和60年来我国外交战线上所取得的丰硕成果。

刻瓷艺术是中国传统的陶瓷装饰技法之一，是绘画艺术与陶瓷艺术的巧妙结合。系采用特制工具在陶瓷器皿上镌刻出山水、花鸟、动物、人物、书法等花纹再赋以墨彩，形成完整画面，达到预期的装饰效果。其既有洒脱的书法笔墨之韵，又有浓厚的金石篆刻之题，技法独特，风格立异，自成一科，极具魅力。

刻瓷艺术起源较晚，有关资料记述始于17世纪末到18世纪初，距今300多年，与其他艺术门类相比，当属年轻一族。

据传，清朝康熙皇帝非常喜欢陶瓷，广采国内名瓷集于宫中观赏，对特爱之器落墨为款，寄情书怀。为使御迹能保留长久，宫中御师就想法用工具将墨宝刻于器上，这就是早期的刻瓷艺术。现北京故宫博物院就珍藏着清朝乾隆年间的刻瓷作品。由于受当时工具工艺的限制，刻出的花纹比较粗糙。

随着19世纪钻石工具的应用，才使刻瓷艺术在表现手法和艺术效果上有了发展和提高。当时著名的篆刻家、书法家邓石如和著名的刻瓷艺术家华法所刻的字画已被视为珍贵的艺术品。由于社会和历史诸多原因，刻瓷多是文人墨客用来玩赏自娱，表现形式也以文字或简单的白描单线的画画为主，形式简单，规模甚微。  

直到20世纪70年代初，山东淄博引进刻瓷艺术，30多年来，工艺家们在继承传统技艺的基础上不断探讨研究改革创新。新工具的应用，新刀法的产生，新工艺的结合，使刻瓷艺术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特别是1982年，陶瓷刻瓷艺术家李梓源先生在德国慕尼黑第34届手工艺品国际博览会上刻瓷作品获得金奖后，给淄博的刻瓷艺术注入了新的活力，刻瓷人才迅速成长，刻瓷作品异彩纷呈。淄博刻瓷工艺品也经常被选为国礼，由中国领导人代表国家赠送给外国首脑。十几名陶瓷刻瓷工艺大师应邀走出国门到世界各地作刻瓷工艺交流，都载誉而归。

早在1976年，为了学习陶瓷刻瓷艺术，淄博瓷厂就派工人去青岛工艺研究所跟石可老师学习刻瓷艺术。回厂后，厂里专门成立了刻瓷小组，以求迅速提高水平，形成规模。由于刻瓷工具简单（小锤、刻刀），无需设备，有书法、绘画基础的即可操作，在实践中不断提高水平，因此，很快扩展开来，在发展中创新，出现了刻瓷与彩饰相结合；与堆雕相结合；与浮雕相结合；与艺术釉相结合；与喷彩相结合等。刻瓷艺术的发展，造就了不少人才，也解决了众多人的工作问题。论艺术造诣，首推淄博瓷厂的马林同志。

1979年9月，淄博陶瓷在北京举办展览，邓颖超大姐去参观，当看到几幅瓷板刻瓷印章时（每方四字），邓大姐问“是谁的作品？”在场的领导说：“是马林同志的。”邓大姐亲切地握住马林的手赞扬和鼓励了一番。不几日，邓大姐让她的秘书打电话给马林，邀请他到家里去做客。在交谈中，邓大姐送给马林同志一张周恩来年轻时去日本求学的一时照片，并讲述了东渡日本求学时的情况。马林同志很受感动，根据邓大姐讲述的情况，很快创作出了一幅国画（刻了一个瓷盘）“东渡”，周恩来昂首船头，迎着海风，英俊潇洒地眺望远方，画上题有周恩来的一首诗：“大江歌罢调头东，邃密群科济世穷。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当邓大姐看到这幅画后，十分高兴，倍加称赞，在居室前与马林、赵秘书三人合影。这幅画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这件刻瓷工艺盘也赠送了邓大姐。同样的作品，还有一件珍藏在淄博陶瓷公司的展览馆内。

1983年9月，淄博瓷厂的山川牌刻瓷工艺盘获国家银质奖。轻工业部向国家经委提供的是马林同志的刻瓷工艺盘。

淄博还有一位陶瓷刻瓷工艺大师张明文，他曾任山东省六、七、八届人大代表，山东刻瓷创始人。他擅长书画、造型、装饰、刻瓷。在45年陶瓷艺术生涯中，他创作了大量在国际国内颇有影响的作品。

另一位工艺大师李梓源，他的作品在海内外有着很高的声誉，先后有100余件作品作为国家礼品赠与外国元首和友好人士。

除上述几位刻瓷工艺大师外，淄博还有沈松龄、孙照宝、董善习、罗晓东、王一君、张新中、刘永强和李秋峰等刻瓷工艺大师。

几十年来，淄博的陶瓷艺术大师们以孜孜不倦的艺术创作，取得了辉煌的成绩，为我们国家争夺了无数的荣誉。

原文发表于2012年12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