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声称这是信息爆炸的时代，隔着屏幕，就能接收到世界各地的见闻。可一份专注和信仰，却在不断地挤压中，变得越来越难，也越来越被忽视。

我们的世界从来没有这么大、这么快。但我们也逐渐忘记了那些小，和那些慢。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每天都做着看似要被世界淘汰的手艺，却活得比任何人都快乐。他们的手艺谈不上有多精致，但曾经却是人们生活的必须。

他们也从来不问什么是工匠精神，只不过在做的时候，想到是和自己一样的人在用。那份将心比心、感同身受的体贴，让看起来粗糙的东西精细了，也有了温度。

他们或出于生计，或出于兴趣爱好，或只是一种生活习惯，一份内心的笃定坚持，一个人，一门手艺，就是一辈子。

手艺是一种生活

小板凳，腿儿短，爷爷坐上编花篮。新柳条，白闪闪，又细又长又绵软。左一编，右一编，编的花篮真好看。这首可爱的童谣，一下子就把人拉回土坯房、青砖小瓦、炊烟、牛屋、鸡笼、鸭舍的生活里了。

曾几何时，手艺是一种人与大地紧密相连的生活。记忆中，爷爷能用柔软的树枝，编出各式各样的小花筐。不同于现在的大规模工业生产，那时，家家户户使用的物什都是手做的，如果哪里坏了，修一修，还能接着用。

20世纪90年代，山西寿阳城的大东庄村曾是晋中、太原地区最有名的柳编村。如今的村子，并不是想象中遍地都是柳编的场景，只有70多岁的李世德和几位老人，还在坚守着柳编这门手艺。

村中，一面被称为“簸箕窑”的三个老式窑洞，是大东庄仅剩的柳编作坊了。窑洞没有窗户，只有个黑窟窿似的门，门口用棉布帘子密密地遮住，但那亮闪闪的簸箕、箩筐就是在这里成形的。

说起自己的柳编人生，李师傅至今骄傲不已。他从小就跟村里的前辈学柳编手艺，初学那会儿，手劲儿小，一会功夫就满手血泡。如今，他的双手由于长期和柔韧结实的柳条打交道，内侧长满了厚厚的茧，两个大拇指也有些变形。不过，正是这门柳编手艺，让李师傅的生活好了起来。

改革开放后，吃苦耐劳的他，不仅自己编柳制品，还把村里人的柳制品收购上去外地卖。那会儿的农村，打粮食，过光景都离不开这些家什。他靠着这门手艺，翻修了房屋，给两个儿子都娶上了媳妇。当时，整个大东村，因为柳编这门手艺，全村人的收入都比邻村高出很多。

李师傅说，编好簸箕需要结掌子、结角子、做茬子以及缠沿儿几道工序，做的簸箕是否美观大方，结实耐用，关键在这些工序上。编簸箕时，只见李师傅一只手掰起竖韧的洁白柳条，另一只手拿着绳锤飞快地缠绕，柳条在他手指间左右翻飞，手指头娴熟地在柳条间游走，仿佛这柳条也变得有了生命一般。

新结出的簸箕洁白如雪，熠熠生辉，与那昏暗的窑里有着鲜明的对比。或许有人会问，为什么要在这阴暗潮湿的土窑里柳呢？

原来是为了保证柳条的柔韧度，存放柳条的地方需要一定的温度和湿度，而土窑冬暖夏凉，正是储存柳条，进行柳编的最佳地方，而且适合四季劳作。这一切都在诉说，我们的祖祖辈辈是与自然为伍的人，他们依靠身边的自然资源，制作适合自己身体、适合这方土地的用具。

但近些年来，各种塑料制品出现，让柳编制品渐渐失去了市场。快速生产带来了廉价的快销品，与适合风土的用具相比，人们宁愿去选择廉价的产品，用坏了修修再接着用的时代结束了。

李师傅叹息说，年轻人都外出打工了，即使会编也不愿意干这活儿。昏暗的窑洞里，一根根白闪闪的柳条在李师傅手里变成了各种各样细密光亮的“家伙”，靠在墙上的，立在地上的，都是亮崭崭的柳编制品。

“咋也舍不下这门手艺，哪天不摸上柳条，就像是吃饭缺了油盐，没味儿。”在过去那些朴素的日子里，人们手头的大多“家伙什”都出自李师傅这样的乡间艺人之手，不仅使用方便，而且感情亲切。在李师傅眼里，这一件件家伙里盛着的，其实是生活，是日子，是期盼，是美好。

与柳编器具一样，新疆喀什地区的土陶，也盛放着维族人的日常与过往。

在新疆，土陶是家家必备的日常生活用品。当地人生活、生产、甚至宗教活动前洗手净身时都要用到土陶。土陶颜色丰富，有墨绿、浅绿、中黄、淡黄及褐色、黑色，上面还绘有花卉以及富有维族特色的几何图案。

今天的喀什，只有吾麦尔艾里兄弟和他们的叔叔吐尔逊江·祖龙，还在烧制维吾尔族土陶。

炉窑就设在家中，作坊隔壁就是起居室。烧窑的时候，吐尔逊江·祖龙不能离开半步，他要时刻凭着眼睛和经验来判断炉火的温度。

吐尔逊江·祖农说，开发商征地，要给他12套单元房，但他没要。他说，自己家的房子已经有400多年的历史了。祖辈留下的房子和手艺不能在自己手里毁了。

由于时代快速发展，这里的土陶业正逐渐衰落，如今土陶作坊已所剩不多。但是，至今仍在烧制土陶的匠人们，倍加珍视祖辈们留下的这门手艺，他们仍痴迷于土陶制作的工艺，因为这是他们祖祖辈辈、世世代代的生活印迹。

手艺是一种信仰

在藏区，手艺不仅是一种生活，更是一份坚实的信仰。土旦次仁是西藏达孜著名的锻铜大师，他曾为拉萨大昭寺打造过两尊巨型佛像。他熟悉佛教故事、典籍，他的细节设计不仅符合典范，还力求从佛像的体态、眼神中传达出佛像的性格和故事。

因此，土旦的订单源源不断，有时一个寺庙就会向他预定1000座佛像。从商业的角度看，土旦一定很富有了吧。但其实，土旦不缺钱，但也不富裕。每年但凡有些盈余，他就会自己花钱锻造佛像，送给一些偏远较穷的寺庙。他说，有时候捐金子，有时候捐菩萨，没钱的话就捐人工，就是这样。

锻造铜佛像很不容易，首先铜片本身就要经过大量工序。随后，工匠再用小锤一点点敲出形状和细微的花纹。那些精美的佛像背后，是工匠们日复一日耐心的敲打与专注。

通常，一座一米多高的佛像镀金后的造价要30多万元。显然，土旦并不是为了钱而雕塑，而江雍次仁也不为了钱而刻经文。

位于川藏地区的德格印经院要重印一批经书，招募来30位刻版艺人，一年多下来他们才刻了1500块，后面还有4万块板子等着他们。按这个速度，他们还需要26年。

其中，13岁就开始刻版的江雍次仁已经刻了8年，他说，刻的时候好好刻，不好好刻的话，我们很快就刻完了，慢慢刻的话，对这个板子好一点嘛。他接着又说，不好好刻，死的时候良心过意不去。

在藏地，像土旦和江雍次仁的手艺人还有千千万万，他们不急功近利，总是想着先把手里的事情做好，至于其他，并没有考虑太多。从他们的身上可以看到，其实一个人的快乐，并不需要太多外在的东西。

经过疫情这段特别的独处时期，自己也深刻体会到，人最需要的是东西其实很朴素：健康的身体，干净的空气，清澈的水和简单的食物，以及能够安静的独处能力，一门让自己专注并快乐的手艺。

手艺是戒不掉的瘾

人生变幻，总需要一门手艺得以依止，可居可游，进而让生命从中通达，证悟。对于箍桶艺人王金良来说，箍桶这门手艺，是他这辈子都戒不掉的瘾。

王师傅从十几岁开始学箍桶手艺，那时，江南人家的生活起居都离不开箍桶手艺人。特别是女儿出嫁，一定要让箍桶匠打好陪嫁的五圆件、六圆件、八圆件、十圆件，从浴桶、脚桶直到马桶，至少要有七八只桶。

说起箍桶生意的黄金时代，王师傅脸上掩不住兴奋之情。然而20世纪90年代起，这一套陪嫁习俗渐渐没有了，随着轻便、美观、实惠的塑料、不锈钢日用品的兴起，箍桶业逐渐走向没落。

虽然王师傅已经预料到了这门手艺的最终结局，但他仍然放不下这从事了一辈子的营生。

现在，他依旧陶醉在锯木、打磨、拼合、打箍、刨边，日复一日的重复工序中。他说：“连梦里都能闻到满屋子的木香气，一摸到木头又糙又韧的手感就舒服，一辈子，这手艺已成了戒不掉的瘾。”

美国当代著名思想家理查德·桑内特说：手艺人最显著的标志就是与时间相对抗，用一生做一件事。

“叮当——叮当—— ”清脆的打铁声已沿着长街传来，又飘出去很远。那些斑驳的墙壁，古旧的货台，小小的店面，让人忍不住回想过去的时光。

小时候，家附近有形形色色的手艺人，他们凭借一技之长在方圆百里赚取生活，大家亲切地称他们为匠人。做的时间长了，好多人把名字都省略了，加一个姓，就变成了李铁匠、张木匠。

如今，城市在快马加鞭，过去扎根于大地的传统生活也在渐渐远去，曾经那些瞪大眼睛观看手艺人干活的孩子也不见了。

今日的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市场化，社会分工细化，使得物美价廉的商品大量涌入我们的生活。手作品逐渐被代替，手艺人的世界渐趋宁静。凶猛的工业文明所向披靡，农业文明不攻自破。人们对老手艺的抛弃，是文明的转场。但在这转场中，仍然有许多手艺人，似那墙角兀自绽放的小花，为能够芬芳一片角落，而感到欣慰和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