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极一时的精淇手艺已难以寻至

张顺兴刻刀店的第二代掌门人张德山在不到50岁的时候就把产业交给了儿子张凤鸣打理，自己开始享受“甩手掌柜”的清福。夏日，张德山坐在门内的过廊里，背靠着自己一手置办起来的产业，摇着扇子喝着上好的清茶，听着都在打磨厂扎堆儿的十数家铁铺传出的丁丁当当的打铁声，透着一丝美意，因为打磨厂所有铁铺的字号都不如“张顺兴”刻刀店的响亮。其实张顺兴刻刀店的门面并不占地利的优势，它没有一般店铺的门脸房，不算宽敞的院门夹在王文升笔铺和一户民宅中间，进院门要经过十余米长的过廊，拐一个弯儿，才能看到院子的影壁。院里并排三间进深一丈八的北房，西边一间用作柜房，其余两间便是作坊。每间作坊各有三盘烘炉，七个伙计穿梭其间，就没有拾闲的时候，规模如此之大、生意如此之好的刻刀铺在当时是不多见的。虽说酒香不怕巷子深，自有主顾上门来，但作为前门外有名的字号也应该想方设法弥补一下地利上的不足。于是张德山便在大门口挂起了黑底金字的“张顺兴”匾额和一副对联，并为过廊安上了高大起脊的顶子，让主顾在远处便能知道张顺兴的所在。自从过廊装上了顶子，在过廊里的午后小憩便成了张德山每日的保留节目。

“镊子张”因被假冒改行“刻刀张”

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因河北一带闹灾荒，年方十五的张正新(张德山之父)便从河北省冀县逃荒至北京，在一家小铁铺开始了三年零一节的学徒生涯。出师后，又帮了掌柜几年工，便在朋友的帮助下，在前门外打磨厂找了一间半小房，带着两个小徒弟开了个小铁匠作坊，取名张记小铁作坊。当时张正新的主要营生是修脚刀和姑娘开脸用的小镊子，由于他的手艺好，镊子做工细而且好使，得到了“镊子张”的称号。谁承想，就因为镊子卖得快，便有许多铺户挂出了镊子张的招牌以假充真，只在打磨厂就出现了数家“镊子张”。假冒者日众，迫使张正新寻找新的营生。由于当时刻字、石工等手艺活对刻刀的需求量很大，而制作刻刀的铁铺少，且市场上的刻刀质量很差，用起来不是锛刃，就是卷刃，于是张正新便开始操持起制作刻刀的营生。做刻刀需要好钢材，当时最好的钢是库钢，这种钢只有清政府工部才有。几经查找，张正新才在茶食胡同废铁铺找到了库钢，并和掌柜讲好，凡有这种钢他包圆儿。后来又经过反复试制，积累了炉火、锤打、蘸火等经验，终于做出了不锛不卷的刻刀。清光绪六年(1880)，张正新挂出了“张顺兴刻刀铺”的牌子，“刻刀张”也在前门外名声鹊起。但张正新早逝，其子张德山是在表兄何孟长的帮助下才学会了手艺，后独立支撑起了张顺兴刻刀铺的门面。并且，张德山改变了过去靠门市零散订活的经营方式，与京城里能用到刻刀的知名铺户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另外还在自己出产的刻刀上打“不”字记号，意为货真价实，童叟无欺。依靠刻刀经久耐用的上乘品质，京城里的二酉书店、荣宝斋、东广顺、王麻子等知名铺户都成了张顺兴的老主顾，也使张顺兴的“不”字刻刀名扬京城。随着生意逐渐兴旺，张顺兴的规模也得到了扩大，店铺从一间半小房扩充为前店后厂形式的三间正房，帮工的伙计也由两人增加到了七人。

与京城艺术家结下不解之缘

张德山深知常年在炉火旁营生的不易，不希望独子张凤鸣进这行受苦，所以让张凤呜上私塾，学英语，不过最后张凤鸣还是在自家作坊里学起了制作刻刀的手艺。张风鸣29岁时便独立执掌张顺兴，张德山成了甩手掌柜，只管晚间收账。张风呜很注重主顾的特殊需要，而且总是能够经过钻研满足主顾们的要求，所以当时有很多人慕名到张顺兴求制有特殊用途的刻刀。据张风呜的长女张秀玲说，当时装订局、印刷厂在装订比较厚的书(线装书)时总会把普通的订书锥弄折，于是便纷纷到张顺兴来求经久耐用的订书锥。要想不被书折断就要求锥子有极好的韧性，经过思考和试验，张凤鸣在锥子的中段退一下火便解决了订书锥的韧性问题，因此一时间北京的大小订书局都用上了张顺兴的订书锥。

随着订活的逐渐增多，张顺兴向老铺户发的行活越来越少，制作的产品向着艺术家们使用的刻刀发展。当时，由于国内手工业生产水平的落后，使篆刻、木刻、刻瓷等艺术家们用的刻刀都需要到国外购买，价格十分昂贵。于是便有部分艺术家亲自到张顺兴求制专用刻刀。张凤鸣照国外刻刀的样子仿制出的刻刀，虽然装饰不太讲究，却非常好用。据张凤呜之子张来祥说，他家制作刻刀的原料都是废钢，成本很低，就算是咬着牙狠要价，主顾也认为物美价廉，都说买的是刻刀张的这份手艺。借助艺术家们的宣传，刻刀张的名号在京城乃至全国的艺术界叫得十分响亮，张凤鸣也与刻瓷家朱友麟、木刻家郑野夫等艺术家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其中尤与齐白石交情甚厚。白石老人先后送给了张风鸣一副“君有铅锤成利器，我由雕刻出神工”的堂联和三幅亲手画的中国画，并且白石老人在回南方之前，特意为张顺兴题写了“顺兴刻刀”的牌匾。

曾于60年代中兴但终于消逝

1956年，经过公私合营，张顺兴与生茂广杓铺、兴茂广杓铺等合并，取名北京广杓厂，厂址就定在打磨厂胡同96号(老门牌)张顺兴刻刀店。过去前店后厂的小院及张家住宅所在地西跨院一并盖成了一座大厂房。1958年，迁厂到顺义，并改名为北京五金工具厂。由于张凤鸣一贯对徒弟和伙计十分友善，所以七个伙计一直跟随在张凤鸣左右。1963年，北京市政府提出恢复老字号的指示后，张凤鸣和七个老伙计被调了回来，重新在崇文门外喜鹊胡同的两间油漆彩绘的门脸房经营张顺兴刻刀门市部，其厂房建在了崇文门东南角的三角地。由于此时北京文化用品公司负责包销张顺兴的刻刀产品，而且老主顾都回来找张凤鸣制作刻刀，所以张顺兴在这一时期出现了中兴的局面。好景不长，1966年“文革”中门市部被迫撤销，并入永定门外锋利刀具厂。虽然20世纪80年代，打磨厂一带还出现过张顺兴门徒的后人开的几家“刻刀张”，但都没有逃脱倒闭的命运。如今，前门外很少有人知道刻刀张曾在这里盛极一时，张顺兴的“不”字刻刀被珍藏在了许多艺术家的书柜里，而张凤鸣三代传承的手艺和过去兴旺的门面只能在纸张的字里行间才能找寻到了。胡同深处渐渐消失的小手工作坊高中历史课本中写道，蒸汽机的发明为第一次工业革命提供了强大的动力源。首先是英国，其后是法国、德国、荷兰、瑞典，最终实现了由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的转变，整个社会生产的面貌为之一新。诚然，每一次社会变革都标志着人类社会的巨大进步，但是变革本身却存在着巨大痛苦。虽然采矿业、纺织业和冶金业的生产效率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中得到数倍提高，但无数个小手工作坊却被淹没在历史洪流中，小手工作坊主们变得穷困潦倒，甚至付出了生命。时代的变革就像一把刻刀，既能割出先进与落后的鸿沟，也能划出生与死的界限。

中国的变革总是没有西方来得激烈，时间在不知不觉中让老物件消失得无影无踪，北京也不例外。当我来到前门外打磨厂，企图沿着旧时慕名求刀者的足迹寻找刻刀张的所在时，发现失败是能面对的唯一结果。本以铁铺多著称的打磨厂胡同，旧时的门面房和垂檐上的镂空雕刻都搁置在原位，但新聚铁铺、郭利诚铁铺等铺户均已不在，满街丁丁当当的打铁声也被水果商贩和顾客间的讨价还价所取代，就连信大书店、大酒缸等有名的老字号也没有留下一丝痕迹。经过一番苦寻，才在通州找到了张凤鸣的独子张来祥，并邀张先生重回打磨厂。当张先生指着一个窄小的院门，告诉我这便是刻刀张辉煌的诞生地时，我几乎无法相信。旧时宽敞的院门被旁边房屋挤占得只容两人并排通过；高大起脊的过廊顶开了天窗，上面挂着居民留之无用、弃之可惜的生活用品；开阔的院子堆满了民房，就连影壁也派上了山墙的用场。周围知道这里曾经有过一间张顺兴刻刀店的居民已经少之又少。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手工业技术有了长足的发展，小作坊生产被机械化、合作化的生产形式所取代，就算刻刀张制作的刻刀再经久耐用，也抵不过时代变革这把最锋利的刻刀。1963年至1966年，刻刀张曾在崇文门外迎来中兴，但短短三年时间便消亡了，便是最好的证明。当我问张来祥，是否想过恢复刻刀张时，张先生说：“社会和技术都发生了巨大变革，再没有刻刀张的容身之地。不光我，就连父亲在世时，也未曾想过重建刻刀张。”（本文原刊于2014.05.16老北京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