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刻瓷已成市级非遗项目，但碰上胡呲的人，就是给再高的价，茅子芳也不卖。

茅子芳在瓷盘上刻的孙中山像。

茅子芳的家，客厅改成卧室，只剩中间一条狭窄的过道，六人同住一套两室一厅，显然有些逼仄。走进他的书房，八哥、金鱼、刻瓷、葫芦、玩具车、儿童贴画，各种互不相关的物品挤在一间屋子里。他说“我做刻瓷就是玩，石头、木头、葫芦，我都玩。”

他递过来的名片是用垫奶箱子的牛皮纸自制的，竖排版从右至左印着“工美老工匠茅子芳”，背面是印章字“糟老头子”。桌上一枚章，刻着前几天和徒弟从蔚县剪纸展回来遇到大雪的情形，他用刻章来记日记。

茅子芳首创的厚釉人物刻瓷，曾作为国礼送给中曾根康弘、希拉克等，此外，他参与设计制作的大型玉雕《韶山》，是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做出的头一件。但他不希望别人叫他“大师”，他的作品几乎不参加任何评奖，不跟商人打交道，单位发不出工资时，宁卖鞋不卖活儿，人们都说他是圈内“怪人”。

刻瓷清末进北京

刻瓷的起源，说法很多，有说魏晋时就有，也有说源于宋明。我认为，艺术不能脱离社会，更不能超越当时的科技条件。魏晋时有瓷器，但胎、釉的硬度不够。宋代出现了定、汝、官、哥、钧五大名窑，瓷器发展已完全成熟，书法、绘画也发展到很高的水平，这才具备了产生刻瓷艺术的条件。

北京的刻瓷业是清朝末年发展起来的，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顺天府尹为了让八旗子弟也能学到一技之长，在宣武门外下斜街建立“农工学堂”，又叫“工艺学堂”。内设各种工艺科，其中“镌瓷科”由南方来京的华约三任教习。后来学堂改为“工艺局”，由原来的官商合办转为官办，“镌瓷科”改为“瓷工科”，有学生20多人。

体制变了，部分学生被商人带走，留下的人有的感到学习刻瓷艰苦，有的因生活困难，大都另谋生路。只有朱友麟、陈智光坚持下来。1957年，两人被聘为北京市工艺美术研究所研究员。

过去的刻瓷师大多不会创作，别人画好底稿，他们刻，依然是给人当工具。

创作谜语混铅笔

我1943年生于北京，从小喜欢画画， 1956年初中毕业，一心想念美院附中，但家里太穷，就上了工艺美术学校，不用交学费，还管吃住。学雕塑专业是因为它最省钱，美术这行，花钱太多，要是读图案设计，颜料我就买不起。雕塑以素描为基础，买铅笔就行。那时候，我给《北京晚报》写谜语，写一堆投过去，登一条给一毛，能买根铅笔，够用一星期。

毕业后，分配到北京市玉器厂。1962年，在中央美术学院举办的“朱友麟刻瓷艺术展”上第一次见识了刻瓷，看得我都走不动道了，开始用业余时间玩刻瓷，找个钢錾子，把家里吃饭的白瓷盘子、饭碗砸了不少。摸索了很长时间，终于刻出几件自认为满意的花鸟作品。

当时，从玉器厂到工艺美术研究所不过300米，我好几次想去向朱先生请教，又怕被人家拒之门外。终于决心厚着脸皮，用午休时间敲开朱先生工作室的大门。先生听完我的自我介绍，不但没拒绝，反而认真地看了我带去的作品，从工具到技法都讲得非常仔细，最后嘱咐我好好学习刻瓷，把刻瓷艺术传下去。

按先生指导，又刻了几件，再去求教时，他已年迈多病。

1964年，朱先生去世，我这个“编外徒弟”只好靠自学了。

厌恶“小作坊”心理

初学刻瓷，听人家讲刀法分为“点、起、勾、跳、捻、转、擦”，听着都晕，简直不想学了，但真玩起来，也没那么玄。

那些“刀法”的出现，不排除在旧社会，一些手艺人为了保密故弄玄虚，尽力把自己从事的行业说得神乎其神，越难越好。

我讨厌这行当里的“小作坊”味，很多老师傅不爱露手艺，觉得“吃饱徒弟，饿死师父”。其实，越不让看的技术越是一学就会，没什么了不起，真正的“活儿”靠的是艺术而非技术。

刚到玉器厂时，有个老师傅，是厂里较少既懂设计又能制作的人。我们做一个香炉，要找这三条腿的位置，旧社会没人教这个，他闷头琢磨。我那时二十出头，爱气人玩，我说：您这点手艺，不过就是一张擦屁股纸。我拿起一张报纸，用折叠的方式给他演示如何迅速找三条腿的位置，然后把报纸一揉，说：这不就是擦屁股纸吗？他问：“你怎么知道啊？”我说，您要请我吃饭，我还能多告诉您点。他果真请我吃饭了，我告诉他，用量角器啊。

刻瓷其实并不难

刻瓷其实没那么难，不要被一些故弄玄虚的说法“忽悠”了。主要有以下几道工序：

首先，在白瓷器上用墨书写或绘画。

其次，依据瓷器上的墨稿用钻刀刻划、凿镌。传统技法有钻刀法、双勾法和刮刀法。钻刀法是用小木锤均匀地敲打高碳钢钻刀，使之在瓷器表面形成大小、疏密、深浅不同的点的排列，构成所需要的画面或字体。双勾法是用锐利的金刚钻石刀沿字体或画面的外轮廓刻划，用双线表现字体和画面。刮刀法是先用双勾法刻出字画轮廓，然后再将双线间的瓷釉刮去，以便填色。

最后是填色，一般填着黑色。刻瓷的品种有文具、茶具、瓶、盘、瓷板等。刻瓷风格素雅，讲究刻凿，既能体现传统书画艺术风格，又能保持瓷器表面的晶莹光洁，形成独特的效果。

“文革”偷摸收“四旧”

1958年，批我是走“白专”道路，只低头搞业务，不关心政治，大字报一贴就开始挨批斗。“文革”时我又成了修正主义苗子，还戴着高帽游过街。刚开始，压力也挺大，慢慢就疲了，也无所谓了。

那些年耽误我不少时间，好多书不能看了，我就看《本草纲目》，知识之间都是有内在联系的。搞艺术的人，不论外界怎么闹，心里得有个平衡。

我还偷摸收“四旧”，那时候要揪出来，可能命就没了。一个街坊是知识分子家庭，老头挨斗，老太太就把家里的书分给街坊，让他们烧火使。我发现晚了，要发现早，都把它们弄回来，清乾隆版的《说文解字》、《盐铁论》……这些古书多珍贵。

垫花盆的盘子送总统

1984年，我调到工艺美术研究所。正赶上杂货商店卖一些深色釉瓷盘子，都是出口日本，被人家淘汰下来的，上面的釉很厚，老百姓买回去都垫花盆了。我拿来试试，发现它胎白釉深，反差很大。在深色釉上刻瓷，能形成明显的阴暗变化，有素描效果。

“瓷器素描”越刻越浅，像人物脸上的高光点和动物身上凸起的地方，至少要刻四层才能表现出来。初学者刻着刻着，往往就乱了。刻得越白的地方，瓷器就越薄，稍不留神就把瓷盘大卸八块儿。

1984年10月，北京市政府代表团出访日本，我第一次接受刻制礼品的任务。为中曾根康弘、东京都知事铃木俊一、日中友好协会会长宇都宫德马等人做刻瓷肖像。之后又刻过日本前首相海部俊树、法国前总统希拉克、叙利亚前总统阿萨德、伊拉克前总统萨达姆・侯赛因等。

宁卖鞋不卖活儿

我给自己起过一个“生意名”：范旅仁，即贩履人。

1998年9月1日，正是授予我“北京工艺美术大师”一周年的时候，单位让我们这些人要么下岗，要么分流。北京工艺美术研究所是一个研究单位，不是生产单位。领导说，咱们现在最重要的是解决吃饭问题。以前我们是国家拨款进行研究，现在经费没了。我听了以后很不是滋味，人吃饭是为了活着，但一个人活着可不是为了吃饭，人是有事业的，特别是中国有几千年的文化艺术史，如果一个工艺美术大师仅仅是为了吃饭而活着，我觉得活着都没有意思了。

为了解决吃饭问题，何必干工艺美术呢？很多行当都比这来钱。最困难时，我在家门口摆摊卖皮鞋，每天下班高峰出去摆两小时，经常要跟工商打游击，那么苦，我手里的雕刻品始终没有卖。

卖鞋余下的时间，我接着刻瓷。

刻出内心的东西

刻瓷如今已成市级非遗项目，今年初我参加了展览，一个准备搞私人博物馆的黑龙江小伙子来参观，想买我的刻瓷肖像，我不卖。他在我那儿泡了整三天，把我所有资料都看了一遍，盯着作品就不走，我看出来，他是真心为了收藏，商人没工夫看这些，他们通常是先一通褒贬，又说不到点上，就是为了砍价。

只要碰上胡呲的人，我当场就请出，给再高价也不卖。我看他心诚，就卖给他了。他觉得我卖便宜了，回去没多久，给我寄一单反相机来。

现在，退休金够我花，我挺知足，只想写下点“真经”留给后人，这些年发表了50多篇文章，明年还打算出本书，底稿已经写好了。我给小孙子做玩具，给杂志写谜语，我只做我觉得好玩的事，不为迎合任何人，哪怕是一方小印章，刻的都是我内心的东西。

原文发表于《北京晨报》2011年12月13日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