淄博,是闻名遐迩的“江北瓷都 ”,琉璃品 和陶瓷制品不仅享誉国内外,而且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目前,淄博已成为全国陶瓷产业门类齐全、产业链完整的陶瓷产区,其中淄博的日用瓷更是走进中南海,成为国宴专用瓷、国家礼品瓷。
2008年7月9日,淄博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刘慧晏同志在山东省陶瓷公司调研时,明确提出努力打造“淄博陶瓷、当代国窑”地域品牌。今年9月6日-9日,将在淄博国际会展中心举办“第九届中国(淄博)国际陶瓷博览会暨世界陶瓷采购大会·第八届中国(淄博)新材料技术论坛暨国际科技成果招商洽谈会”,淄博陶瓷将迎来又一次盛典。淄博陶瓷是如何走进中南海,经过了哪些发展历程?淄博有哪些久负盛名的陶瓷产品?请随记者一起回到那段难忘的历史中。
淄博陶瓷源远流长
早年,博山山头曾有一座窑神庙,窑神庙大殿庄严肃穆,大殿前刻有一副对联:“范金合土另铸五行补造化,食德饮和俎豆千载拜冕旒”。人们以虔诚的心情,企盼着“窑神”把高质量的陶瓷产品赐给终年劳作的窑工。唐代的黑釉瓷曾盛极一时,宋代的雨点釉、茶叶末釉著称于世,但在解放前,淄博的陶瓷业却处在支离破碎奄奄一息的悲惨境地。
新中国建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淄博立足创新、开创了陶瓷发展的新局面,制瓷水平大幅度提高。陶瓷产品从上世纪80年代起进入了中南海,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用瓷,进入人民大会堂,进入钓鱼台国宾馆。20世纪末,由山东硅苑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陶瓷艺术大师陈贻谟等人设计开发的“中华龙”茶餐具等成为国宴专用瓷、国家礼品瓷。
上世纪70年代,从周恩来总理访问朝鲜,带去了淄博陶瓷艺人刻制的金日成主席人像刻瓷盘后,淄博陶瓷艺术家马林、冯乃藻、冯乃江、张明文、李梓源等人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外交部等部门制作了大批礼品,曾赠送过泰国国王、英国首相、美国众、参两院、尼日利亚总统等,作品有立粉彩陶“竹鸡”座盘、“宝琴”台灯等。淄博陶瓷随着党和国家领导人漂洋过海,为友好国家元首和人民带去深厚的情谊。
一直以来淄博陶瓷随着国家领导人漂洋过海,可以说淄博陶瓷“当代国窑”之称当之无愧。而在这之中,有一个人功不可没,为淄博陶瓷与中南海的联系起着牵线搭桥的作用,是他,将淄博陶瓷引入北京,是他,将淄博陶瓷一步步引进北京饭店、中南海。他就是现任清华大学美术学院陶瓷艺术系教授、中国陶瓷工业协会顾问的张守智。日前,记者采访了他,他讲述了当年淄博陶瓷进京的故事。
日式餐具进北京饭店
张守智与淄博陶瓷之缘,应该追溯到1978年,那时他是中央工艺美院的老师,在淄博办山东省陶瓷培训班,教授关于陶瓷工艺方面的知识。张守智说:“1978年到淄博就接到北京饭店的电话,说是有任务让我赶紧回北京,当时是郭沫若负责中日友好关系,希望把‘和式’餐厅恢复起来。”从这时候起,张守智就向北京推荐了淄博的瓷器。他说:“日本餐具不同于中国餐具,是多材质的组合,并且多风格多造型,刚好淄博市硅酸盐研究所一批工程师在文革后,利用山东的原料搞了很多新材质,这在中国日用陶瓷产区中是亮点,完全可以搞好这项任务。”张守智便与淄博几个制瓷厂的领导商量此事,他们都非常同意这件事,于是在培训班的基础上,再加上各厂骨干共同来完成国家中日友好协会的日式餐具。
不久,一批样品被带到北京,让北京饭店的人看。在这之中还有一个小插曲,张守智说:“在研究所(淄博硅酸盐研究所,现硅苑科技)的实验室里看到墙角的纸箱里有被扔弃的盘子和杯子是普黄、普钕的,颜色没有其他的亮,比较含蓄,本是科研中淘汰的。但是,我也让一并带到了北京,没想到和其他产品一样摆到北京饭店,饭店的人看了以后,感觉样式丰富了而且很协调,这样就很快定下来用山东的瓷器了。”
但是随之而来的问题也比较严峻,之前对日式餐具没有经验,对器皿结构也不清楚。为了了解日式餐具,他们请到了东风市场的师傅给他们上课,讲解日式餐具的品种和结构,到崇安门老楼捡到日式餐具作参考,回到淄博18天就搞出了样品。到了北京,几乎没有修改,一次通过就又回去投产了,可见淄博的日用陶瓷深受北京饭店的欣赏。这样很顺利地拿下了文革后中央给的第一个任务。
刻瓷作为国礼瓷漂洋越海
1979年,完成了北京饭店的任务以后,张守智在山东的培训班也结束了。但没过3个月,前外交部总务司司长翟印堂找到张守智,说要搞国礼瓷,而且几个月后开会请国家领导人来看。因为当时国家改革开放后,要与美国等其他国家建立友好关系,邓小平要去美国,邓颖超要去日本、朝鲜,这算是国家的三件大事了,打算用国礼瓷赠与国际友人。
于是,张守智又一次组织了硅酸盐研究所、美术瓷厂、淄博瓷厂、博山陶瓷厂进行国礼瓷的制作。其中,马林做的刻瓷用的是周恩来像,但邓颖超觉得这有些个人主义,不同意带到北京去。后来,淄博办展览的时候,展出了这款刻瓷,正好邓颖超来参观,便把刻有周恩来像的刻瓷送给了邓颖超,她看了以后也连连称赞,由此也可以看出淄博陶瓷在国礼瓷中也是倍受赞誉。
高石英瓷 装点紫光阁
张守智说到了淄博陶瓷进中南海的事情。1984年,国庆35周年前夕,当时,张守智在中央工艺美院工作,在江苏宜兴刚办完班回了学校,工艺美院的常院长便打电话让他去院长办公室。在办公室里,常院长和党委书记赵龙两个人对他说:“老张啊,现在中央工艺美院又接受国务院大厅紫光阁的装饰工程,重新布置紫光阁,其他系都完成了,就缺瓷器了。”张守智看了紫光阁的整体效果,借着北京饭店、外交部国礼瓷的经验以及对山东瓷器的印象,建议这次国家用瓷用山东的瓷器。张守智说,他给国务院的有关人员介绍山东这几年研制的新材质走在国家陶瓷行业的前列,并介绍了高石英瓷的优势,也是世界首创。后来,时任淄博市委副书记的杜祥荣和梁传珠等一行人来到了北京,当时淄博研制的高石英瓷还没有搞鉴定。张守智说:“高石英瓷做不成就用高长石瓷,两者都做。”于是,在短短3个月的时间里,同款样式的瓷器分别用了高石英瓷和高长石瓷,没想到高石英瓷一次成功。后来进中南海的时候,紫光阁用了高石英瓷,会议室内部用了高长石瓷,两者都得到了好评。
张守智还强调,淄博就地取材,利用矾土把我们的炻器发展起来,高石英瓷在国际生产工艺上处于领先水平,直到现在还没有第二家,填补了国家瓷业的空白。瓷器制作的发展显示了科研的重要性,陶瓷是科学与艺术的合作,但是科研要走在前面,有了科研、制作工艺上的提高,产品的设计、质量才会有把握。如果按照今天的科学发展观的方向看,其实我们国家是立足于自主创新的,硅酸盐研究所是配合着陶瓷生产发展的,在一路领先的道路上,也带动了山东整个陶瓷产区的发展。(本文原刊于2008.08.05世界建筑建材资讯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