坊间有言，“世界琉璃在中国，中国琉璃在博山”，窃以为，这话说对了一半。权当做邑人自我价值感超强，不是件坏事。说对的后一半，基于我的一个猜想，就是中国唐代，博山的琉璃制造应该实现了规模化生产。

“琉璃者，石以为质，硝以和之，礁以锻之，铜铁、丹铅以变之。非石不成，非硝不行，非铜铁、丹铅则不精，三和然后生……”

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中国古代对琉璃概念最精准的描述，出自清顺治兵部尚书、户部尚书、吏部尚书，康熙内秘书院大学士，一代帝师孙廷铨之手。他在清康熙三年（公元1664年）冬称病返乡，回到博山，闭门谢客，写成《颜山杂记》等著作，其中物产一章有《琉璃》一节，乾隆十年《昭代丝书续集》收入并题曰《琉璃志》，是一部全面系统记述琉璃制造的工艺学专著。1911年，黄宾虹编纂《美术丛书》，又将此文编入，仍名《琉璃志》。

关于琉璃起源，素有“西来说”与“自创说”。出土文物及其纹饰图案的鲜明民族特征，尤其是与西方琉璃的“纳钙”成分泾渭分明的“铅钡”特质，专家分析考证认为，中国琉璃有自己的发源地。

蒙昧时代，人们就深信是中国神话人物女娲创制了琉璃：“往古之时，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载，火焰炎而不灭，水浩洋而不息。猛兽食颛民，鸷鸟攫老弱。于是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苍天补，四极正；淫水涸，冀州平；狡虫死，颛民生。”（《淮南子•览冥训》）明万历三十九年（公元1611年），博山民间琉璃艺人即发起建立炉神庙，供奉女娲为炉神，该建筑群至今保存完好，香火不断。

其实，琉璃自古以来一直是皇室专用。刚出土的西汉第一代海昏侯刘贺墓，遗骸下就见包金的丝缕琉璃席。秦汉自不必说，直到魏晋南北朝，皇室专属的琉璃制造技艺才开始向民间传播。我猜测起码隋代以前，民间大规模制造琉璃的情景是很难出现的。《北史•大月氏传》记载：“（魏）太武时，其国（月氏）人商贩京师，自云能铸石为五色琉璃。于是采矿于山中，即京师铸之，即成，光泽乃美于西方来者。乃召为行殿，容百余人，光色映彻……自此，国中琉璃遂贱，人不复珍之。”这段文字记述了西域月氏商人在北魏太武帝时将西方玻璃技术引入中国的历史。可以讲，丝绸之路的文化交流对宫廷琉璃民间化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当然，由于缺乏文字记载，博山琉璃制造最早始于何年不可考，但记载博山琉璃生产最早的文字可以追溯到唐代。唐代李亢在《独异志》中这样记载：开元间，有长安贩夫王二狗者，尝往返淄郡贩丝，微利也。一日，孤馆遇盗，财物尽失。二狗叹曰：天不助我。遂悬梁欲自尽。冥冥中见一老者，锦衣玉带，头戴朝冠，身穿红袍，白脸长须，温文尔雅，左手“如意”，右手“元宝”，高祖赐封财帛星君李相公是也。星君曰：“尔当大富贵，岂可轻生！不闻淄州出琉璃乎？”又舍元宝一枚，乃去。二狗遂贩琉璃，成长安首富。又感念星君所赐，易名元宝。

博山清雍正十二年（1734年）才建县，唐时隶属淄州淄川县，历贞观经五代至宋代归属基本未变，这时候的颜神（博山）已是鲁中重镇。《独异志》所云“淄州出琉璃”说的就是颜神，今天的博山。

有人就说了，《独异志》中找不到这段记载，恐怕是颜神（博山）人假托虚名，行琉璃促销之实。周村唐时也属淄州，是故有“尝往返淄郡贩丝”一说，岂不是周村人也在促销？我翻看了《独异志》全卷，确实没有淄州贩琉璃这段，其他有关王元宝的事迹则零零落落分散在各处。试想，《独异志》曾经是十卷之巨，天长日久散失了不少，流传到今天，只剩了三卷，想必这段逸闻趣事就在散失掉的七卷之内，也许难免。况且，经过了民间琉璃几百年的发展，到唐代时，在山东博山出现大型琉璃工场是极有可能的。

推测之后，果然就有大型琉璃遗址在博山出现。

1982年，在大街建筑工地发现了一大型琉璃作坊遗址，惊动了中国琉璃考古界，显示元代博山琉璃制造已具备相当规模，专家认为，博山是中国琉璃的发祥地之一。及至明清，博山成为中国琉璃制造的中心。

元代在中国历史上只存在了98年，元代博山琉璃作坊规模既已如此庞大，宋代颜神早已是中国陶瓷重镇，陶瓷、琉璃同属于硅酸盐系列，原燃料大同小异，产品相伴而生，宋代博山琉璃制造也一定规模客观，这个可观的规模由唐代沿袭下来，这个逻辑是有理由成立的。

所以，明冯惟讷纂，嘉靖四十四年（公元1565年）刻本《青州府志》卷7“物产”记载：“琉璃器出颜神镇，以土产马牙石、紫石为主，法用黄丹、白铅、铜绿、焦煎成。珠帘、灯屏、帐钩、枕顶类，光莹可爱。”清康熙十九年（公元1681年），朝廷设立皇家琉璃厂 （即内务府养心殿造办处琉璃厂），当时主要的工匠及琉璃配方均从博山征用。博山遂成为中国最大的制造销售基地。至明末清初，销售范围已是“北至燕、南至百粤、东至高丽、西至河外，其行万里。” （见孙廷铨《颜山杂记》）昭示着中国明清琉璃产销进入鼎盛时期。

据英国传教士威廉森（R.A.Williamson）在1869年出版的《中国北方的旅行》一书中记载，光绪年间威廉森来到了博山，“只见博山上空笼罩在一片烟雾之中，人们都在紧张的为制造玻璃而忙碌着。当时不分老幼，约有十分之七的男女都在从事玻璃制造业，每年向外输出七十多万斤玻璃制品……”（见北京故宫博物院馆员张荣《掌中珍玩鼻烟壶》）

博山之所以成为中国琉璃的发祥地，是由于其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决定的。博山地处山区，地貌层峦叠嶂，矿藏资源丰富，具备生产琉璃所需要的煤炭、石英石、石灰石、长石、马牙石、紫石、凌子石、乾子土等等所有燃料、原料资源。这是博山成为中国琉璃发祥地的必备条件。

博山及其周边的煤炭资源十分丰富。1869年，德国地质学家费迪南•冯•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对山东半岛进行过一个月的考察，他看到，“山东半岛以西的广大腹地，宛如一条飘逸的黑绸带，上面缀满乌黑闪亮的煤和铁。沿坊子、博山一路西行，形成年代相近的煤层连绵不断，在博山以南，煤层又在黑色的山脊中起伏，矿脉时隐时现，向济南府方向延伸……沂州府煤铁兼富，前景光明，意义重大，但交通不便；博山城的路几乎是煤屑铺成的，大路扬尘，空气里混合着一股硫磺味儿。”李希霍芬对博山的经济发展状况感到震惊：“这是迄今我所遇到的唯一的工业城市。所有人都在工作和忙碌。这座城市有着工业区被烟雾熏黑的特别外貌，冲霄浓烟标识出企业的位置和经营状况。由于矿床中蕴藏着大量优质煤炭，很早就带动了各种工业经营，而这些工厂本身也有好几个世纪的历史了。”（参见 李希霍芬《中国——亲身旅行的成果和以之为根据的研究》）李希霍芬所说的这些工厂，就是琉璃厂。

事实上，孙廷铨写下《琉璃志》绝非偶然。《颜山杂记》载:“余家自洪武垛籍所领内官监青帘世业也。”“隶籍内廷，班匠事焉，故世执之也”。《重修颜山孙氏族谱序》中也说他家是“应内官监青帘匠，业琉璃，造珠灯、珠帘，供用内廷。”即孙廷铨世代为工匠，不仅经营、生产琉璃，还为宫廷监造琉璃贡品。显然，这个堪称“琉璃世家”的孙氏家族具备制作经营琉璃的足够经验，为孙廷铨晚年撰写《琉璃志》打下了丰厚的基础，而一部《琉璃志》，更为后世琉璃业的发展奉献了宝贵的技术和资料。

内画艺术大师吴建柱作品

清朝同治年间，博山形成以西冶街为主的琉璃业生产基地，几乎家家以琉璃为业，产品种类逐渐增多。光绪以来博山出现内画工艺产品，经过多年的发展，逐渐成为鲁派内画的代表。建国后，琉璃艺术又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花球、内画、套色雕刻、鸡油黄、鸡干石器具等工艺美术品在国际上被视为珍品。2006年9月21日，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正式授予博山为“中国琉璃之乡”。西冶工坊、精工琉璃、爱美琉璃、金祥琉璃、黑山玻璃、岳氏玻璃、业盛玻璃、宏达玻璃等一批骨干企业也相继脱颖而出。李克昌、吴建柱、张广庆、王孝诚、孙即杰、王继泉、张广忠等60多位鲁派内画艺术大师享誉国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