刻瓷的渊源与发展之第一章

刻瓷艺术，简称刻瓷或瓷刻。

作为中国传统陶瓷装饰技法之一的刻瓷，是绘画艺术与陶瓷艺术的巧妙结合。采用合金凿刀、钻石刻刀等硬质工具，根据画面要求，运用相应的镌刻技法，将不同刀法有机组合，在瓷器上镌刻出山水、花鸟、动物、人物、书法等纹饰，再填以墨色、油彩、陶瓷颜料（刻瓷烤彩），形成完整画面，呈现独特的艺术魅力。作品，观之有形、触之有感、素朴典雅，既有金石之韵，又有笔墨情趣，风格迥异，自成一科。其本质特性是以刀代笔、刀法为魂。

刻瓷与其他陶瓷装饰艺术门类相比，起源较晚，当属年轻一族，但与共同根植于中华五千年文化这片沃土之上的各门艺术之间，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翻阅中国陶瓷装饰镌刻技法应用的发展史，早在新石器时代，先祖们就已经会用木棒在陶坯上划制玄纹、几何纹等纹饰。至宋代，当时著名的瓷窑之一——定窑，其装饰多以刻花为主，即用工具在泥坯上刻出花纹，然后上釉烧成。创于宋代，盛于明代的紫砂产品也多以陶刻为装饰手法。艺术家们在坯体上用铁和竹制成的各种工具，在毛笔画就的坯面上以迹雕刻，画面的构图、笔意、浓淡层次、疏密关系全凭刀路体现出来。

坯上刻花与后起的刻瓷，同异共存。同在都是用专用工具在器皿上刻绘画面，突显装饰之美；异在前者是在未经烧成的半成品上镌刻，后者则是在经高温烧成的成品上刻绘。正是这一质的差异，将刻花与刻瓷区别开来，使后者成为一种新的陶瓷装饰艺术。

刻瓷艺术的起源历来存有多种观点，大体可归纳为以下三种：

一是起源于秦汉。依据为刻瓷似同剥玉刻石工艺，但截至目前尚未发现这一时期的有关证物。

二是起源于宋代。依据为清末学者叶昌炽所著《语石》中，载有在瓷器上刻字的简要记述：“瓷刻之文有三。一为‘曹调造磁盆题字’，仅有‘七年’二字，纪年已泐。一为‘郑德兴与宝林三十一娘舍东岳庙莲盆题字’，元丰元年正月。两器皆在福建省垣。一为‘元延祐二年瓷瓮题字’，在淄川县高氏。”（元丰元年，公元1078年；延祐二年，公元1315年。）

三是起源于清乾隆年间。北京故宫博物院研究员、著名古陶瓷鉴定专家耿宝昌先生所著《明清瓷器鉴定》中，曾这样简要阐述过刻瓷的起源：“钻拨刻瓷——在白釉器上，用钻石等硬质工具刻出山水人物、仕女、花卉、博古等纹饰，再填以淡墨，从而形成如同素描写生的新颖装饰。刻羲之爱鹅、金石文字、八哥、凤凰牡丹等纹饰，其写有诗句和作者姓名者，可谓诗画并重。刻有‘上林镫’文字的器物，有署‘辛丑年制词臣郭氏撰’‘大清光绪年制’青花楷款，也有署‘甲辰仲夏剑谭珍玩’款的。此种刻瓷工艺最早见于乾隆时期，光绪及民国时较为流行。”

我们了解历史，一般通过两个途径——文献及证物。文献的局限往往在于执笔者的主观倾向，以及后来人的修饰，因此不能确保真实地再现历史。证物无言，却能真实地再现时空印迹，诉说其文化背景，描述成因。因此，人类文明的形成过程主要是靠证物来标定坐标，汇成进程图表。

根据目前存世的证物与文献，笔者赞同“刻瓷工艺最早见于乾隆时期”这一起源说。

北京故宫博物院的陶瓷藏品中有一件北宋汝窑洗，其底部镌刻有乾隆皇帝的御制诗：“淡青冰裂细纹披，秘器犹存修内遗，古丙科为今甲第，人材叹亦或如斯。”诗末署：“乾隆甲午春御题”（乾隆三十九年，公元1774年），并落“双龙乾卦”图章。文字用隶书写之，字体规整、镌刻精致、编排错落有序。这是笔者数年前见到的年代最早的一件刻瓷艺术品（见图1-1）。

图1-1 北京故宫 北宋 汝窑 洗

台北“故宫博物院”于2006年底举办了一届“大观——北宋汝窑特展”，在此次特展的藏品图集中，详细介绍了所藏的21件汝窑瓷器，其中13件刻有乾隆御题诗词跋文。有一件北宋汝窑青瓷奉华纸槌瓶，底部镌刻有乾隆皇帝的《咏汝窑瓶》御制诗：“定州白恶有芒形，特命汝州陶嫩青，口欲其坚铜以锁，底完而旧铁余钉。合因点笔意为静，便不簪花鼻亦馨，当日奉华陪德寿，可曾五国忆留停。”诗末署“乾隆戊戌仲夏御题”纪年铭（乾隆四十三年，公元1778年），并落“古香”“太璞”两枚钤印。诗文左侧还刻有“奉华”二字。对“奉华”二字，史料曾有不同阐述，目前学界多采用“奉华”代表南宋的“奉华堂”这一说法。“奉华堂”为德寿宫的配殿，是宋高宗赵构宠妃刘贵妃的居所，刻有“奉华”的汝窑瓷器应为她所用（见图1-2）。

图1-2 台北“故宫”北宋 汝窑 青瓷奉华纸槌瓶

2011年底，台北“故宫博物院”举办了一届以乾隆帝的陶瓷鉴赏闲章“得佳趣”命名的“得佳趣——乾隆皇帝的陶瓷品味”特展。展览内容由两个单元组成：一为“以诗为记”，是由镌刻乾隆御制诗的陶瓷典藏组成；二为“再现品位”，由以陶瓷为题绘制的图册组成。展览中，90件镌刻有乾隆御制诗的古陶瓷亮相，其品种数量之多，堪称世界之最（展览图册附录刊载：目前北京故宫博物院此类藏品23件，大英博物馆此类藏品30件），且器型丰富，多数系属历代宫廷用瓷。在这些作品中又以定、汝、官、哥、均、龙泉窑和明宣德朝制品为主，也有部分清代的仿官窑制品。现选摘几件供参考（见图1-3～图1-7）。

图1-3 台北“故宫”北宋 汝窑 青瓷盘

素以“康乾盛世”著称的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经济发展，国泰民安。雄厚的经济基础推动了各类制造业的空前繁荣。

三朝统治者深谙汉文化，对陶瓷更是情有独钟，先后为制瓷业的恢复和发展投入大量白银与人力、物力，并委派专职官员驻地加以督办管理，将制瓷业推向了历史新高。

图1-4 台北“故宫”金元 钧窑 天青釉紫斑如意枕

皇帝本人也都频繁过问瓷器生产，时常亲自指定瓷器的造型、纹样、色彩和款识。康熙帝甚至旨令把窑炉建在紫禁城内的养心殿旁，以便随时察看。他还曾倡导把从欧洲引进的铜胎珐琅技法移植到瓷胎上，从而创烧出了绚丽多彩的瓷胎珐琅彩。

图1-5 台北“故宫”明 仿官釉青瓷贯耳瓶

乾隆帝在位60年（公元1736年～1795年），退位后又当了三年多太上皇，喜文善武、书写成僖，对艺术鉴赏和文物考定有高度兴趣。一方面，他亲力亲为考定文物，统筹指挥建置清宫典藏，一般以为，故宫文物多数集结收藏于乾隆朝；另一方面，乾隆帝堪称中国历史上最喜欢作诗、最喜欢收藏的皇权第一人。他一生作诗万余首，其中有近两百首是歌咏陶瓷的，仅镌刻在陶瓷上与御题诗相辉映的鉴赏闲章就多达二十余枚，如“齐物”“比德”“朗润”“古香”“得佳趣”等。乾隆皇帝不但首开先河在陶瓷上题写或镌刻御制诗，且其御题镌刻的时间跨度亦无人能出其右。瓷刻御制诗的纪年铭自乾隆丙寅（乾隆十一年，公元1746年）始，有壬申、己卯、辛巳、甲申、己酉、壬辰、癸巳、甲午、乙未、丙申、丁酉、戊戌、己亥、庚子、辛丑、壬寅、癸卯、甲辰、乙巳、丙午、己酉、庚戌、辛亥、癸丑，至丁巳（嘉庆二年，公元1797年），时间跨度达51年。乾隆皇帝对陶瓷的钟爱由此可见一斑。

图1-6 台北“故宫”清 红釉碗

清《内务府造办处各作成做活计清档》（简称《活计档》）的有关记述清楚地向世人昭示，乾隆皇帝的御制诗都是他在鉴赏陶瓷时的有感而发，是其有关陶瓷知识、艺术品位、鉴赏观、施政理念及为君之道的公开宣示。只不过此时的载体、媒介由纸张换为了陶瓷，以期更能警示醒目，永世留存。

图1-7 台北“故宫”清 仿汝釉青瓷臂搁

纪年铭为“乾隆己卯孟秋月吉制”（乾隆二十四年，即公元1759年）的咏“陶尊”诗：“有虞合土贵质淳，冬官埏埴司陶人，不鬲不甗见此尊，入土出土几千春，斓斑青绿周身皴，光匪外发内蕴真，乍视夏鼎商彝存，抚之体轻坚逾珉，其响清越如泗滨，乃悟陶器成神甄，苦窳髺垦非所论，燥湿弗受剥弗损，使我慕古轻华珍，穆然若见封垂伦，允宜衢设惠万民。”就是乾隆的为君之道通过咏陶尊的自然流露（见图1-8）。

图1-8 台北“故宫”东汉 绿釉陶钟

《活计档》同时载明，典藏陶瓷上的镌刻御制诗是由乾隆皇帝择时亲自旨令有关部门与专人将其镌刻其上。如乾隆十一年（公元1746年），《活计档》八月初九日条下，即清楚地记录了乾隆皇帝降旨为“修身理性”琴刻诗的经过：“司库白世秀、七品首领萨木哈来说，太监如意交瓷琴一张（随御题一张、黄祾囊一件、楠木匣一件）传旨‘将御题交朱彩刻在琴上，另配锦囊、漆匣、其楠木匣、黄锦囊，交造办处有用处用，钦此。’于十二年十月十五日，太监吕进朝将刻得瓷琴一张，随本文一张，黄锦囊一件，楠木匣一件，持赴弘德殿交乞。”（见图1-9）

图1-9 台北“故宫”清“修身理性”琴

透过这些证物与文献，刻瓷艺术渊源日渐明晰。

容易引起争议的是，在镌刻有乾隆皇帝御制诗的典藏陶瓷中，有几件在诗文的中间还刻有“丙”“古”等字样，在一些没有镌刻御制诗的典藏陶瓷器皿上也刻有“甲”“蔡”“奉华”等字款（见图1-10、图1-11）。20世纪70年代初，浙江杭州市城区开始深挖洞，至八九十年代中期，随着旧城改造市政建设的推进和对官窑遗址的考古发掘，相继出土了数万件经有关专家鉴定为南宋名窑各类器型的瓷器残片。其中有数件残片底部刻有标记，如官窑的残片刻有“德后”“内苑”字款（见图1-12）；定窑残片刻有“苑”“苑德寿”字款（见图1-13）；越窑残片刻有“进”“坤”字款。（以上刻字残片现藏于杭州南宋官窑博物馆。）《南宋官窑文集》中也介绍了几件刻有“内苑”“苑德寿”“德寿后苑甲”“坤”等字款的残片。说明在乾隆皇帝指令镌刻诗文之前，于宋代，已存在在瓷器上刻款之现象（见图1-14～图1-16）。

图1-10 北宋 汝窑 青瓷盘

图1-11 北宋 汝窑 青瓷奉华碟

图1-12 南宋官窑残片 刻“德后”“内苑”字款

图1-13 定窑残片 刻“苑”“苑德寿”字款

图1-14 龙泉窑残片 刻“坤”字款

图1-15 南宋官窑残片 刻“苑德寿”字款

图1-16 南宋官窑残片 刻“德寿后苑甲”字款

对于“甲”“丙”等字的镌刻时代及用意，乾隆皇帝的御制诗文早已给出了答案：“古丙科为今甲第，人材叹亦或如斯”“底心镌甲字，先得此同然”。为进一步阐明其观点，乾隆皇帝在有关的御制诗注中做了更为详细的注释，如乾隆三十七年春（公元1772年）乾隆皇帝在鉴赏了北宋汝窑青瓷碟后，在所题的“题官窑碟子”的诗注中加注：“大内古玩以甲乙品其等第，此器底有旧镌丙字，是彼时三等，为今一等，因并识之。”明确表示他对“甲”“丙”字的认知，为器物等级划分的一种标记。这一观点在当今也得到了多数专家的认可。

对于杭州出土的南宋诸窑刻字瓷片，有关专家经考证得出结论：刻有“内苑”“苑德寿”等字款的瓷器为南宋宫廷用瓷。“内苑”是指皇帝宫廷的后花园用瓷，“苑德寿”“德寿后苑甲”则是德寿宫的专用瓷。

南宋瓷器上刻字款的出现并非偶然，而是事出有因，是由南宋时期生产力的发展和用瓷关系决定的。《南宋官窑文集》对此的论述是：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金兵攻入汴京，徽宗和钦宗两帝被俘北上，北宋灭亡。五月兵部大元帅康王赵构在南京（今河南商丘）应天府登基，改年号为建炎，庙号高宗。十月金兵逼近，高宗弃南京逃至扬州，金军大举南侵追捕高宗，高宗弃扬州逃镇江、杭州、越州（绍兴）、明州（宁波）至东南沿海。建炎四年（公元1130年）二月，金兵追捕高宗至海上未果北退。同年四月高宗从东南沿海回越州，结束他的流亡生活，开始考虑建南宋宫殿。于绍兴元年（公元1131年）十一月诏守臣徐康国措置筹划行宫事宜。高宗一再叮嘱，“不得华饰，仅蔽风雨足矣，未暇偏丹炉，亦无害矣。”说明当时高宗在经济危困情况下，对建立行宫的心态。当时各类物资短缺，为了保证宫廷各类祭祀、生活用瓷的大量需求，特别是主要宫殿的用瓷，采用做记号的办法，在瓷器上刻字款，当是情理之事。待政局稳定后，瓷器供应矛盾缓解，官窑瓷器上的刻款现象随之消失。

从南宋到清乾隆朝，间距六百多年，截至目前，尚未发现该时期内有其他朝代刻标记的官窑瓷器问世。

在我国部分地区的民间，这一在瓷器上刻字做记号的现象却得以保留，成为一种民俗延续至今。究其根源，缘自遇上红白公事，要宴请庄邻乡亲，所需瓷器多为众家所凑，为明晰物权，多在瓷器上镌刻标记以便日后物归原主。因此，在宋代虽已存在使用工具在瓷器上刻字这一技术雏形，但就其功能与效果而言与艺术的本质属性并无关联。

众所周知，就艺术整体而言，其最大共性是能供人欣赏给人以“美”，进而引发人们的共鸣，使人产生联想。所以结论是：个别字体的刻制，并不能构成艺术效果呈现艺术之美，因而，笔者认为不能作为刻瓷艺术起源之证。

镌刻有乾隆皇帝御制诗的典藏陶瓷，虽然诗文多数是刻在器皿的底部，但观之，书法、用笔、布局、编排，结构严谨、合理有序，楷书、隶书、行书，字体工整俊美，诗、书、印，完美结合；阅之，才、情、志、趣，通贯全篇，且镌刻精致细腻，笔画一丝不苟，已具有了极高的艺术感染力与欣赏价值，应为刻瓷正本之源。

由于皇权的参与和引领，刻瓷艺术开始由宫廷向市井辐射，被逐渐发展运用到了山水、花鸟、人物等题材的镌刻上。乾隆年间，已经有人将山水题材镌刻于瓷板之上，再用紫檀木镶之，做成挂屏供室内陈设之用。

清光绪年间，刻瓷艺术得到较大发展，装饰的瓷器品种逐渐增多，有花瓶、茶具、帽筒、罐、缸、盖碗等。表现内容也涉足广泛，山水、人物、仕女、花卉等。（见图1-17，摘自耿宝昌《明清瓷器鉴定》）

图1-17 清 光绪 刻瓷 仕女温器

从事刻瓷的艺人已逐渐形成一个小行当，当时流行的一幅烟画中，刻瓷艺人正在依据顾客的要求，在其购买的茶具上镌刻书画。曾有人为此编了一首顺口溜：“叮叮当当刻瓷声，大千世界在其中，有心留得明月在，将伊镶在瓷盘中。”可见刻瓷在当时已经有了一定的社会影响力（见图1-18）。

图1-18 清末 烟画上的刻瓷场景

光绪末年，国力衰微，原先完全由政府承担发放的旗人钱粮已成重负。为让八旗子弟能学到一技之长：“光绪二十八年（公元1902年），顺天府尹在宣武门外下斜街设立农工学堂，又称工艺学堂，内设各种工艺科教徒习艺，其中镌瓷科有学生20余人。后来学堂改为工艺局，由原来的官商合办转为官办，镌瓷科亦改为瓷工科。由于学堂体制的改变，部分学生被官商带走，留下者有的感到学习刻瓷艰苦，有的因生活困难，大部分另谋生路，唯有朱友麟、陈智光始终从事这一专业。”——《北京志·工艺美术志》

朱友麟（1881年～1964年），北京人，19岁投考农工学堂，入镌刻科，师从教师华约三习艺，后以刻瓷为业，成为当时誉满京城的刻瓷大师。他的刻瓷作品大部分是自画自刻，在手法上以写意为主，工笔次之。山水、人物、花鸟无所不能，诗词书法造诣颇深，也曾与著名画家张大千联手合作。中华民国二十四年（公元1935年）北平市政府秘书处所编纂《旧都文物略》曾这样记述：“刻磁（瓷）以朱友麟为最著，世居北平，设厂馆肆，曰师古斋。用钻石刻仕女眉目衣折，用錾刀攒山石树木，均极工。皴染处，如写纸上，出自天然。”（见图1-19、图1-20）

图1-19 朱友麟刻瓷作品 1928年

  图1-20 朱友麟刻瓷作品 1956年

陈智光（1889年～1962年），北京人，16岁考入工艺学堂学习刻瓷，毕业后在北京的瓷器店继续从事刻瓷。他技艺全面，尤擅线刻。将绘画、诗词和篆刻融为一体，刻制的茶具、咖啡具、台灯等，精美细腻、灵秀娟姿。1944年到上海带徒传艺，历经十年，使这一工艺得到广泛传播。1955年回到北京（见图1-21、图1-22）。

图1-21 陈智光刻瓷作品

图1-22 陈智光刻瓷作品1956年

中华民国前期，刻瓷艺术继续前行，中国陶瓷馆（淄博）所收藏的清代、中华民国时期的46件刻瓷作品中，有44件出自民国（见图1-23、图1-24）。

图1-23 中华民国时期刻瓷作品

图1-24 中华民国时期刻瓷作品

中华民国后期，由于政治、经济等诸多因素，陶瓷业落入低谷，刻瓷业也几近凋零。

新中国的建立与发展，给刻瓷艺术带来了春天。

1957年，朱友麟、陈智光受聘进入北京工艺美术研究所，专事刻瓷艺术研究。期间，朱友麟曾先后与画家齐白石、吴作人、王雪涛等人合作。他与吴作人合作的“雄鹰图”瓷板，将吴先生的笔情墨趣表现得淋漓尽致，使国画的丹青之功与刻瓷的金石之力相得益彰，瓷赖画而显，画以瓷而传。

1962年，中国美术家协会在中央美术学院举办了“朱友麟刻瓷艺术展”，引起轰动。刻瓷成为北京镌刻手工艺“三绝”（刻瓷、刻铜、刻竹）之一。

朱友麟之子朱啸山从父学艺，于20世纪40年代迁居南京。1962年受聘于南京市工艺美术研究所，专事刻瓷研究，带徒授艺。

陈智光之子陈永昌也从父学刻瓷，现为北京刻瓷第三代传承人。

山东青岛的郑惠民先生于20世纪60年代末在山东外贸公司的展橱内，看到了陈智光先生所刻的一套标价为400元人民币的精美茶具，并引起他的好奇。青岛艺专油画系毕业的他，期间正在莱西“上山下乡”，出于对专业的热爱，下乡期间仍未放弃艺术之旅。山东省外贸落户青岛的得天便利为其提供了一展身手的机会，此时他正为进出口公司加工彩蛋等工艺品。刻瓷这一新颖精美的工艺及不菲的标价均令之心动，决定效仿刻之。几经实践，所刻作品得到当年艺专老师石可先生的首肯与指导。后来，郑惠民先生也因此被调入青岛工艺美术研究所从事刻瓷的专项研发。所刻作品得到时任省领导高启云同志的赞赏，为促其发展，高副书记建议将此推至瓷区（见图1-25）。

图1-25 郑惠民刻瓷作品 1998年

淄博是我国著名陶瓷产区之一，在山东省陶瓷公司指示下，淄博瓷厂于1975年初，派陶瓷艺术家张明文先生率青年艺人刘瑞云女士，专赴青岛拜会石可、郑惠民先生学习刻瓷。回厂后组建起淄博第一个专职刻瓷小组。山东省硅酸盐研究设计院随后也派人员前往青岛学习刻瓷。自此，淄博大地回响起叮叮当当的刻瓷之声，声声入耳、连绵不断。

1976年，石可所长受山东省二轻厅领导委派前来淄博，帮助刚刚筹建的博山工艺美术厂恢复对鲁砚、淄砚的研发与生产。郑惠民先生经石可先生推荐，继后也多次往返淄博传授刻瓷技艺。在淄期间，受到时任博山工艺美术厂书记兼厂长周允志先生的热情接待与关照。博山美术陶瓷厂陶艺家朱一圭先生和冯乃江先生也先后与郑惠民先生相识并与之共同探讨过刻瓷技艺。郑惠民先生返青前曾将自己刻制的一件荷花八英寸盘赠予周允志先生留作纪念，此盘现珍藏在周老之子周尔成先生家中（见图1-26）。

图1-26 郑惠民刻瓷作品 1977年

1980年8月，陶艺家朱一圭与冯乃江两位先生，参加山东省政府组织的“鲁砚、陶瓷赴日展览团”，在东京、大阪作现场刻瓷绘画表演。

1981年6月，淄博瓷厂陶艺家张明文先生赴德国科隆的博览会“中国展览”，以刻瓷参展，并作刻瓷表演。这是历史上刻瓷艺术作为陶瓷专项首次代表国家参加的国际展览。

1982年3月，淄博瓷厂李梓源先生赴德国慕尼黑参加第三十四届世界手工艺品博览会，他刻制的鲁青瓷五头刻瓷文具，在博览会上荣获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首枚陶瓷国际金牌。

1982年5月，张明文先生又赴美国田纳西州参加第十四届世界博览会，以刻瓷艺术参展。

1983年、1988年，淄博瓷厂的“山川”牌刻瓷，先后两次荣获国家银质奖。

1988年5月、1992年8月，笔者也应邀作为山东省经贸团成员分赴澳大利亚、韩国，以刻瓷艺术参展。

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淄博先后已有十多位陶瓷艺术家，代表国家二十多次前往美国、日本、德国、加拿大、墨西哥、新加坡、韩国、澳大利亚、丹麦、瑞典，以及中国台湾和香港地区等十几个国家和地区举办刻瓷艺术展并作交流。他们是张明文、李梓源、朱一圭、冯乃江、马林、纪荣福、王树长、罗晓东、崔思烈、吕则泉、沈松龄、董善习、孙兆宝、刘永强、李秋峰、王一君等，所到之处，皆深受欢迎，引起轰动。刻瓷，被外媒誉为“神奇的艺术”。

1990年，淄博市成立第一个刻瓷民间组织——淄博市刻瓷艺术家协会。

2000年，笔者集多年刻瓷实践及理论探讨编辑出版的《刻瓷艺术》一书，荣获2001年首届“淄博文学艺术奖”。

2003年，成立山东陶瓷工业协会刻瓷艺术专业委员会和中国陶瓷工业协会刻瓷文化研究会。

2006年，淄博陶瓷馆建立了第一个刻瓷艺术品展馆。

2012年，淄博刻瓷正式获准成为山东省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2013年，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国家著名陶瓷文物鉴定专家耿宝昌老先生来淄博考察，看了淄博刻瓷后，赞美淄博的刻瓷艺术传承有序、作品精美、规模宏大，欣然题写“刻瓷之乡”四字，给予褒奖。

近四十年来，淄博刻瓷得到飞速发展，刻瓷作品多次在国内外大展中获奖，刻瓷艺术人才队伍迅速成长壮大。目前，淄博已有六名陶艺家以刻瓷作品参评，先后被评为国家级陶瓷艺术大师。2003年张明文、李梓源两位先生被评为首届中国陶瓷艺术大师。2006年张明文先生又被评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2010年罗晓东、董善习、孙兆宝、王一君被评为第二届中国陶瓷艺术大师。有三十五位从事刻瓷的陶艺家被评为省级陶瓷艺术大师。

淄博刻瓷以其明显的地域特色，独特的艺术形式，深厚的文化内涵，成为中国乃至世界陶艺界的一道亮丽风景线。

据有关部门统计，已有三十多家中外媒体对淄博的刻瓷作过超百次的全方位报道。“世界刻瓷在中国，中国刻瓷在淄博”。

目前，淄博刻瓷艺术家们正与其他地区，如北京、天津、景德镇、潮州、桂林、唐山、南京、扬州、苏州、济南、德州等地区的刻瓷艺术家联手，共同浇注这一厚积薄发的陶瓷艺苑之树，愿其茁壮成长、枝繁叶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