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四年，英国人司瓦洛和瑞典人卡尔贝克借在焦作福公司（英国人开办）工作之便，对当阳峪古窑址进行了调查，并获得了大量的陶瓷标本，发表了《关于焦作陶瓷器的纪录》一文。上世纪四十年代初期，日本中国古陶瓷研究家小山富士夫，对中国南北方古陶瓷窑址进行了大量的实地考查，却唯独因未知而漏查了当阳峪窑。回到北京见了卡尔贝克等的文章以后，他大为遗憾。回日本以后，他便依据该文及他在北京、东京等私人收藏家那里看到的被认为是当阳峪窑的陶瓷标本，发表了一篇较长的论著《北宋的修武窑》，从而引起了中外陶瓷界的的震动。

日本古陶瓷研究权威小山富士夫先生 

“中国陶瓷考古之父”陈万里先生（前排中间）

著名古陶瓷专家冯先铭先生

建国之初，我国古陶瓷研究与田野考古理论的奠基人陈万里先生，先后于一九五一年、一九五二年两次到当阳峪窑址进行实地考察。并于一九五四年发表了《谈当阳峪窑》的重要文章，给当阳峪窑以恰如其分的高度评价。一九六二年，著名古陶瓷专家冯先铭、叶哲民两位先生，受故宫博物院之委派，又对当阳峪窑进行了比较深入的调查。之后，叶哲民先生先后发表了：《当阳峪瓷窑考》（《中国陶瓷》一九八二年第一期）；《考察河南窑址纪略  磁州窑型出类拔萃的榜样——当阳峪窑》（《中国文物报》二零零一年九月十九日）；《焦作当阳峪窑浅识》（二零零六年十一月十四日，在“焦作政协陶瓷研讨会”上的发言稿），等几篇较有影响的学术专论，对当阳峪窑再次给予简要的介绍和比较公允的定位。陈万里先生在《谈当阳峪窑》一文中有一段话，可看作是老一代古陶瓷专家，对当阳峪窑的卓越成就所给于的最具权威性的高度讚誉：“当阳峪窑的作品向来是不为人们所重视的，因之如此重要的窑场是被忽略了。我以为在黄河以北的宋瓷，除了曲阳之定（窑）、临汝之汝（窑）外，没有一处足与当阳相媲美”。

虽然如此，当阳峪窑及其它的优秀製品，仍未能够引起我国陶瓷研究界的高度重视。多年来它的地位和製品一直被忽略，对于这个著名窑场的研究也只是停留在已有的表面的现象之中。所以在国内外已往的研究中，不仅把当阳峪窑与磁州窑混为一谈，甚而至于把“修武窑”、“焦作窑”、“清化窑”也揉和了进去，使人产生了诸多的误解，根本分不清它们之间到底是一种什麽关系。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虽然在陶瓷界已默认了“当阳峪窑”这个名称，也承认了当阳峪窑与磁州窑确实有许多的不同，在认识上已大致分理清楚了，并且也不再使用“修武窑”和“焦作窑”。但却始终未能全面而深刻地瞭解当阳峪窑和当阳峪窑群之间的关系与区别。

从制瓷成就与风格上看，中心窑场当阳峪窑虽可称为这个窑群的代表者，但却不能涵盖整个窑群。当阳峪窑的鼎盛期约从北宋中期的仁宗（1023年）开始，极盛期为神宗（1068年）至北宋末，许多优秀的品种都是在这约六十年里烧制出来的。但是当阳峪窑自身于北宋末期，被人为地结束了它那最辉煌的时期。

金代晚期或许有小规模的复烧（如东北距当阳峪窑不足一华里的洼村窑），但已属强弩之末，自元代起就更无北宋时期的繁华了。如前所述，从烧制陶瓷的年代、水准、传承关系和技术渗透关系来看，当阳峪窑无疑是这个窑群的奠基者和领头者。围绕在它身边的几十座窑场，都是在当阳峪窑优秀的制瓷技术，庞大的烧造规模与适应商业文明发展的经营思路的基础上，呈放射状发展起来的。经我市专业文博单位和当阳峪窑群古陶瓷爱好者，十余年来的实地考察（有一些窑曾多次调查），现已基本上把这个窑群的情况搞清楚了。

   这个窑场，分布于以当阳峪窑和柏山窑为两大核心的广大山区与近山平原地带，形成了一个东西长约三十五公里，南北宽约二十公里，总面积约七百平方公里的制瓷业聚集区。总之，在这太行山南麓的沟沟岔岔之中，凡宋金元时期有村庄，有水，有制瓷原料的地方，几乎都有古窑址发现。在历史上那漫长的四百余年间，当阳峪窑群所烧造得难以计数的陶瓷，作为“支柱产业”，为养育这一方水土这一方人，是做出了巨大贡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