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淄川洞子沟淄砚产业风生水起，文章越做越大，坐落于禹王山居的淄博道乘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亦不落后，倾注财力物力整合淄砚文存，再续淄砚繁荣，青年书法家董浩文领衔，山东鲁砚协会副会长、中国制砚大师张国庆鼎力相助，建设淄砚馆，从动议到竣工仅用半年即落成，速度惊人，是复兴淄砚文化的大手笔，泱泱齐风的强劲一脉。

中国制砚大师张国庆与吴建柱、张元胜、毕玉奇、董浩文等书画家在淄砚馆

建馆之前，勘察人员依据古籍记载和民众广泛参与基础，对禹王山及关联地域砚石资源进行了一次普查。从禹王山往上一直到逯家岭、风门道关、冯张宅，从禹王山下老虎嘴折回恶石坞、黄鹿岭、夹山、龙堂、姚家峪，再往东，走向峨眉山、荆山、两平，向北转折到达阿峪、良庄、倒流河，东向万山、西河矾场，是一溜砚石富矿采集区。发现介于水成岩、变质岩之间的泥质沉积岩大量存在。倒流河、万山一带，石脉呈青黄两色，下层为青，上层为黄，中间蕴藏着可观的砚石石料，若继续往北，便进入洞子沟、窎桥、梓潼山一脉。禹王山早年农田建设、修建公路，使大量砚石材料裸露于地面，完全超出古人记载，勘察升级、调整和充实了砚石分布图录。其间多次实证了优良砚石的存在规律，堰上和堰下不一，断层上面色浅，下面色深；阳坡和阴面又不同，阳坡质燥，阴坡质润。在博山人耳熟能详的淄砚砚石宝地“一路龙门嵧，二十一个庄”的石门、夹山一带，竟发现了砚石新品绀青、石榴红，大家不胜窃喜。普查资料到手以后，确定了以风门道关为核心、方圆数公里范围的十三个砚石采集点，故禹王山居淄砚馆第一批产品出来，成果叫人喜悦，区区弹丸之地，就有如此令人惊艳的砚石遗存可供采集，红、黄、绿俱全，出乎意料。

砚石的采集、砚台的创意、砚工都是举足轻重的制砚步骤，而砚台的创意则是重中之重，一方砚台的艺术水准高低，取决于是否有一个标新立异的创意。禹王山砚石的纷繁多样是对砚台创意的挑战，同时又赋予了创意者灵感凸显的机缘，设计的时候，广泛吸收了端砚、歙砚和澄泥砚的创作理念和创作技法、做工，丰富了淄砚的表现手段，尤其博山文石自然完形、瘦皱透漏概念与砚台有机结合，珠联璧合，相映成趣，出品不仅可以作为文房工具研磨实用，也可以作为文房清供赏玩，是逾于古人的一个显著特点。作品以随形砚见长，七彩缤纷、因石赋形，如果没有相当数量原型砚石原料做基础，是难以做到的。并有可遇不可求的牝牡砚、连环砚、套砚、层砚出现，从色泽、功用、形态上极大丰富了淄砚的内涵与外延，是对传统淄砚的一次创新性突破。淄砚馆建成后，所藏淄砚数百方，多天工化育、大巧若拙，淄州故地再现“南涧[1]北坑[2]”遥相辉映之胜状。淄砚馆建设的积极推动者毕玉奇先生由是感喟：“沚亭考工秋谷咏物，柳泉志异东坡论石”。 

牝牡砚、连环砚、套砚

2020年5月16日，我走进了禹王山居淄砚馆。

置于进门显赫位置的是一方黑色淄石砚。淄博道乘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兼淄砚馆馆长董浩文说，这是我们的镇馆之宝。砚体约25厘米见方，可谓硕大。通体玄黑，砚堂开阔，风格质朴，灯光下有金色星斑闪烁其间，是一方道地的墨玉金星砚。

孙廷铨墨玉金星砚

清康熙四年孙廷铨《颜山杂记》

该砚贵为镇馆之宝，还在于砚台主人恰是一代帝师孙廷铨。试想三四百年前，康熙三部尚书孙廷铨藏用此砚，一定与砚石的出处不无关系。孙廷铨是内秘书院大学士，更是一位科技史家，康熙四年（1665年）写成的《颜山杂记》详细记载了家乡矿藏物产，其中《琉璃》一篇成为中国古代第一部琉璃工艺技术文献。《颜山杂记》在四卷“淄石砚”中还说：“淄石坑，在城北庵上村（今博山安上村）倒流河侧。”他还用简约雅致的语言描绘了当年在倒流河开采砚石的状况：“千夫出水乃可以入，西偏则硬，东偏则薄，惟中坑者坚润而光，映日视之，金星满体。”接着，他就米芾、苏东坡对淄砚的误解做了释疑，“米元章曰：‘淄石理滑易乏，在建石之次。’苏子瞻曰：‘淄石号韫玉砚，发墨而损笔。端石非下岩者，宜笔而褪墨。二者当安所去取？用退墨砚，如骑钝马，数步一鞭，数字一磨，不如骑骡，用瓦砚也。’不知淄石颇有发墨而不损笔者。惜二公之未见也。” 

“清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浙人盛百二在淄川县令任上，翔考当地方地质物产，编著《淄砚录》，成为山东砚石最早的专门研究资料。笔者见到的袁延民点校版《淄砚录》，对《颜山杂记》的记载作了复述：“孙文定公沚亭（廷铨）《颜山杂记》：砚石产于颜神镇北庵上村倒流河侧，千夫出水乃可以入，西偏则硬，东偏则薄，唯中坑者坚润而光，映日视之，金星遍（满）体，暗窥不见者为最，星大者最下。点校者按：此恐即《砚笺》所谓金星石也。但映日视之有金星遍体，虽它处亦有之，不独此矣。颜神镇为今博山县治，宋时属淄川，元时为行淄川县治，庵上村石亦淄石也。然孙公作记至今百二十年，而庵上村石，人不顾而问焉。又唐豹岩 [3]）为本邑人，其撰《济南府志》亦云：淄石坑在颜神，于洞子沟略言不详。未知何故。” 

明嘉靖《青州府志》

是的，“坚润而光”“金星满体”，说的不正是禹王山居砚馆记这方墨玉金星砚吗？孙廷铨的墨玉金星砚与他用此砚舔笔著就的《颜山杂记》，还生动诠释了明嘉靖刻本《青州府志》的记载：“[器用之品]有淄砚出颜神镇（博山），类歙砚，颇发墨”。明嘉靖陆釴纂修《山东通志》亦云：“淄砚出益都西山淄水间，然则安知淄不可为青，青不可为淄也。余见淄石屏，色黑，方径尺，上有红云作揜日弢霞之象，下有白点如雪花，与凤皇石同。”袁延民点校《淄砚录》之《歙砚谱》时按曰：“余得高子益所制临淄凤皇山石砚，色黑坚润，冬月不冻，旁有白点如矾，不受墨。岂即青州之韫玉乎？或谓凤皇山与淄石同一脉，盖青淄唇齿，又淄水出原山，由益都临淄以入海，凡产淄水之旁者皆可名淄石。”

何谓淄砚？淄砚源自古代淄州，始于汉唐，盛于两宋。古人历来有“淄砚尚黑”一说。淄，始见于春秋晚期金文，本义是淄水，即今淄河。后引申为淄州，又引申为黑色。淄博地层分布有丰富石炭二叠纪煤系，煤层以上即上覆矸石岩层，再上为大青土，矸石岩层即淄砚所出之处，而大青土又是淄博粗陶的原料，唐张守节撰《史记正义》引《括地志》有云：“淄州淄川县东北[4]七十里原山，淄水所出。俗传云，禹理水功毕，土石黑，数里之中波若漆，故谓之淄水也。”故“淄砚尚黑”实为淄博地质条件使然。

禹王山地质塌陷

石炭二叠纪煤系标本

中国四大名砚中，洮砚贵绿，端砚尚紫，歙砚玉碧，澄泥五彩。淄砚以玄黑著称，黑为万物之和，其色蕴之神秘，不能不引起文人注意。故苏轼称之为“淄石砚”，米芾称其为“淄州砚”。陆游《蛮溪砚铭》则曰：“龙尾之群，淄韫玉之伯仲也。”把淄砚比作“韫玉”，《秋晴》诗赞曰：“韫玉砚凹宜墨色，冷金笺滑助诗情。”唐彦猷在其《砚录》中甚至说：“淄石可与端歙相上下，色绀青者歙石之右。”明末清初文人余怀《砚林》载：“宋熙宁中尚淄石砚，神宗亲择共尤佳者赐司马温公。”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历十九年，宋神宗选择上好淄砚赏赐他，“淄砚逾于琼瑶，一砚价比连城”。扬州八怪之一高凤翰也说过“老淄胜端”，老淄石胜端石。

中国砚史，经历了一个由陶砚、瓷砚到泥砚、石砚的过度。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时期（距今约5000—7000年），即出现类似于砚台功能的研磨器。距今约6000－6700多年的半坡遗址也出现了研磨调制彩陶颜料的石砚。战国晚期的石砚时有出土。到了汉代，由于纸的发明，石质砚台的使用已经相当普遍，并且开始与工艺美术结合。据说，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一方汉代淄砚，将淄砚历史追溯到了西汉。

2016年株式会社富士国际拍卖的汉代石砚

隋代始有淄州，汉代只有淄水，汉代淄砚当为“淄水流域出产的砚台”，是“淄水之砚”而非“淄州之砚”。汉代淄砚产地，我们不妨猜想为倒流河。这里是石炭二叠纪煤系储存最为丰富之地，是华北炭田开采较早的地区之一。作为煤炭矸石的伴生物砚石，易于在这里首先被发掘发现。原因是，至少在唐代，倒流河周边就已经实现了石炭的规模化开采，也就是说，汉代，即使没有石炭规模化开采，也必然有零散开采。那么，在石炭开采中，发现黑色砚石为制砚良材，在逻辑上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若以为淄砚一概为黑色，或一叶障目。殊不知淄博属鲁中山地向北方平原过渡带，地质学上叫“淄博向斜”，禹王山一带为著名的地质断裂，其山涧河谷蕴藏着丰富的泥质沉积岩，包括泥岩、粘土岩、页岩和板岩，其中的页岩和板岩历来是淄砚选用的优等材质，除了润而不燥、发墨如油、易于雕刻、叩之有声等条件外，还有一个重要特征是七彩纷呈。澄泥砚也可以呈现彩色，但毕竟是人工合成，而彩色淄砚，源于自然独立成形的石质材料，最是天赋异禀。笼统讲，因形成条件不同，泥质沉积岩有白、灰白、灰、黄、绿、红褐、棕等各种颜色。细分之下，则各种色彩不一而足，赭石、淡赭、绀黄、枣瓤黄、夹山红、猪肝紫、龙门紫、沉绿、莴苣绿、荷叶绿、竹竿绿等等。篆刻家张茂荣曾说：“夹山一带山岭重叠、道路崎岖，溪流缓经谷底，蕴藏有红、绿、赭、黄等各种颜色的砚石。这些砚石为沉积页岩，多是片状自然形，其大小、厚薄和形状适宜制砚。红色的有夹山红、龙门紫等品类，且常有珍珠斑、葡萄斑等布于石面，偶尔亦有带石眼者……并有彩石一种，此石有绿、青、赭三色，沉绿之上赭色花纹游动，其间又泛出青色，真有“雨过天晴”之自然妙趣。还有冰冻纹、金银线之类赏观砚彩，时常现于砚石之上，足见淄现今日的品种之多、质地之精良。”[5]

淄砚馆新品

当代博山淄砚开发始于五十年代，砚石爱好者郝鸣皋、石志灏等就经常在西部山区寻觅砚石。六十年代初期，博山美术琉璃生产合作社曾计划以倒流河淄石坑砚石恢复淄砚生产，几年后，博山刻字合作社亦有此计划，惜未能如愿。

注释：

[1]：以禹王山河谷地带为代表的泥质沉积岩砚石；

[2]：以洞子沟为代表的坑洞砚石。

[3]：即唐梦赉(1627—1698),字济武 ,别号豹岩。清顺治六年(1649)进士,后授翰林院检讨,以忤逆权要罢归。有《志壑堂诗文集》、《济南府志》、《淄川县志》等著作。王渔洋称其“文近于蒙庄,诗近于东坡”。《四库全书总目》称“其诗运思颇深挚,吐属亦颇温雅。”唐氏《聊斋志异序》称“最足以破小儒拘墟之见 ,而与夏虫语冰也”,“正如扬云《法言》,桓谭谓其必传矣”。《聊斋志异》卷一《雹神》、卷二《泥鬼》,均涉唐氏轶事。赵执信有七言律诗《寄唐豹岩先辈村居》：“欲叩城西白板扉，逢时触事与心违。乱山约马悤悤过，落日将云片片飞。野水半篙谁唤渡，敝庐十步且言归。空馀借鸽楼中月，分取秋光上素衣。”

[4]：此处记述有误，实为西南；

[5]：张茂荣《博山砚台产地与品类》。

（本文参考石志灏、石可、王颜山、张茂荣、张元彪等专家学者著述，朱奉村先生、毕玉奇先生亦有重要贡献，一并致谢！）

（刘培国 ）